“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从“罪己诏”看汉代皇帝的政治自省意识

形成于汉代的“罪己诏”制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自然灾害和异象或者动乱的国家局面,汉代皇帝通常会颁诏自省,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主动纠错或鼓励百官上书言事、举贤纳良。这种现象集中出现于汉代,主要因为汉代朴素的政治风气、不发达的君权统治和古人的“天人感应”思想。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王朝的兴衰以及...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论中国农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纲常伦理

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的等级统治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而作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纲常伦理,其型构要素则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伦理精神的历史形态由人的存在境况决定。在农业社会,人的存在境况是神祇本原的神人同在,纲常伦理的宗旨是“为了神祇”。家族是培育纲常伦理的现实社会基础,通过“移孝作忠”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儒家学说是纲常伦理得以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是“三纲五常”。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人们需要审视纲常伦理的神祇本原、家族本位和纲常教义,以便重建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分·名·伦·和:先秦儒家治世伦理的逻辑谱系——兼评陈继红著《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建基于《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从先伦理学路径出发阐释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逻辑谱系,其基本要义在于:"分名伦和"作为先秦儒家治世伦理文化设计,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形成了儒家理论形态的知识理性。具体来说,"分"是生活世界的本体界定,治世之道的逻辑起点;"名"是价值世界的实践诉求,治世之理的德性归依;"伦"关注现实世界的普遍生活,治世之政的身份定位;"和"构成了理想世界的绝对精神,承载治世之道的知识传承。     

面对文明社会：伦理、管理和治理

在现代社会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陷于一种现代性的危机之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管理概念,一种正确的人的发展概念.通过对"政"、"礼"、"治"等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范畴的分析,提出了中国的伦理是内在的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的论断,揭示了伦理、治理和管理三个范畴的不同意义.人的道德和心性才是人类社会一切制度规范的根基,只有将德性和法治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才是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中国梦”的伦理治理实现途径

［摘要］人不讲道德不立,国无伦理治理不兴。理论和实践表明,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伦理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欲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充分认识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价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强伦理治理,进而实现“中国梦”。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浅析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单一中心背景下,以行政命令方式为主的直接控制,在复杂社会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上已经无法发挥出原有的作用。政府由直接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向以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治理转变,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向着实现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即“善治”迈进。因而,多元主体之间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展开互相依赖的合作,并自觉、主动地担负起各自应尽的责任。明确社会治理的伦理目标对多元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指导社会治理实践活动的展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的伦理之维

政治与伦理问题是两个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问题。伦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从伦理视角看,只有体现伦理属性、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才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扎实的合法性基础,才会国泰民安。伦理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好与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价值、主体德性、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好”的价值目标内在的要求有“好”的德性与“好”的制度,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伦理二维制衡探析

会计伦理制衡的二维架构是：一个向内的维度,会计职业伦理;一个向外的维度,会计商务伦理。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必要性是：公司治理的伦理关系错位和缺位;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理论依据是：德性伦理学视角——构筑会计职业伦理,规范伦理学视角——构筑会计商务伦理。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途径是：制定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理论的新内容与新规范;进行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理论的教育和培训;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会计人制度;建立会计伦理二维制衡的角色责任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饱含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和全新的乡村政治生态预期,彰显出鲜明的政治道义追求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围绕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从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梳理建构相关政治伦理资源谱系,提炼建构其政治伦理体系,并在分析相关风险挑战的基础上设计建构其政治伦理优化方案,以期通过以上三重建构把乡村治理的权力运行制约在“善”的笼子里,进而促进中国特色乡村善治的完善与发展。     

论企业法人人格失范的伦理治理

法人"人格化"建设对于规范法人组织行为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关法人人格失范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先,对法人人格失范的动因和法人人格失范的概念做出界定,拓展法律意义上法人人格的涵义;其次,指出公司治理应加强企业法人"人格化"建设和规范法人的组织行为;最后,提出企业法人人格失范的伦理治理路径。     

我国干细胞治疗的现状及伦理治理的探讨

阐述我国干细胞治疗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生命伦理治理视角探讨如何较好执行相关的法律及伦理规范。依托伦理治理,通过多种方式和机制把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委员会、民间团体和公众动员起来。在解决规范我国干细胞治疗临床应用的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做到尊重事实,正确宣教;加强管理,有法可依;尊重科学,加快研究。     

智能广告的技术伦理风险及其治理新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     

浅谈网络伦理的发展现状及治理措施

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正改变着人类的学习、生活、娱乐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精神领域的道德建设。它以其自身特点强有力地推动道德发展,但同时又带来诸多伦理问题,从道德行为、道德意识,道德规范等方面对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因此,防范网络道德危机,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尤显必要。它有赖于人类社会从立法、科技进步、道德纪律、道德自律等方面全方位地加以思考解决。     

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及其纾解

算法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算法技术,以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需求为目标,对社会治理中的议题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判断、精准制策的社会治理过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算法治理具有强大的功能,可以精准识别治理议题、精准预判社会矛盾和精准满足治理对象的多元化需求。因此,算法治理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然而,由于算法技术本身的不成熟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误用,产生了诸多社会伦理问题,集中体现为4个方面：算法治理过程的不透明酿成社会信任危机、算法治理行为的不确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算法治理方案的不精准诱发社会公平问题、算法治理准则的不恰当造成社会价值问题。在实践中,要从算法治理产生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着手,有针对性地对算法技术进行驯服,从观念、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着手迎接算法时代的到来,助推算法治理朝着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迈进。     

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的“二创”视频伦理风险及规制治理研究

近年来,视频网站中出现了大量以现有视频为基础,借助深度伪造技术进行“盗猎式”人脸或身体拼贴、再造景观的“二创”视频。然而,其在娱乐大众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原作品的版权、网络传播权,侵犯了当事人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权益,甚至由此频频引发信息盗取、网络勒索和诈骗,加速了技术在政治、网络舆论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异化。因此,本文从法律条文与政府规制,内容题材类型、创作动机与篡改扭曲程度,网络传播效果与现实社会影响三个层面展开,本着“急用先行、伦理先行”的治理原则,在合理保护技术创新和个人权益的基础上,构建精细适用的深度伪造“二创”视频规制路径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