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反思

诸葛亮是以儒士身份参与政治、军事斗争而最终走向悲剧结局的典型谋士形象,无论是小说形象还是历史人物,他都极具人格魅力而在知识分子心里产生深远影响。儒士文化性格、＂道＂与＂势＂的矛盾关系、儒士文化习性都促使悲剧文化心态的产生,对儒士文化的反思可得出悲剧的必然性源于儒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距离过小的特点。     

论“历史的必然要求”──也谈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普遍意义

论“历史的必然要求”──也谈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普遍意义杨从荣时至今日，美学和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思格斯悲剧观的认识和价值评价尚存在明显的分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对思格斯提出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委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个悲剧定义是否具...     

"恶人"的悲剧--浅析王熙凤的悲剧

章从作家主体的角度分析了王熙凤悲剧的必然性、深刻性和典型性。必然性的根源在社会历史．王熙凤的悲剧命运变化与王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相一致．王熙凤的毁灭．展示了一个社会制度的悲剧；深刻性集中体现在王熙凤的悲剧是其自身的“异化”和社会“异化”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典型性分析了王熙凤性格的问世，在悲剧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在典型手法上也是一个重大突破。总之，作家正是在对王熙凤的性格侧面逐一撕毁之下，展示了人生价值的毁灭，敲响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丧钟，这正是塑造王熙凤的悲剧的意义所在。     

重论谢灵运的悲剧性人生

从行为心理学角度详细阐明了谢灵运的悲剧人生并非如旧说所指乃刘宋政治迫害的结果,而是其悲剧性格之必然,而且用大量具体史实展现了其悲剧性格,认为谢灵运的遗传性病弱和后天生活中的放纵以及无常的社会是其悲剧性格的主要成因,从而使其无法有效地协调自我与现实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人生悲剧。     

悲剧艺术与鲁迅小说

鲁迅是能稔熟地运用各种现代小说艺术手段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运用悲剧艺术、喜剧艺术、意识流、象征等艺术手段,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表达他启蒙的文学主张。他运用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艺术手段,展示了传统文化支配下中国人无法逃遁的悲剧命运,对改造＂国民性＂寄予了深切的希望。     

论《花月痕》主人公韦痴珠的悲剧成因

《花月痕》的主人公韦痴珠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时而激昂、时而凄恻的矛盾性格造成的,是一种性格悲剧。而这种矛盾性格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里理想人格和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所以又是一种文化悲剧。而这种文化悲剧在晚清出现,又有时代的必然,所以又是时代悲剧。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焦循曲论之悲剧审美

焦循曲论突出了悲剧审美的重要性,并将其与特定的心理因素相结合,从悲剧观念、悲剧结局和悲剧人物三个重要方面展开分析：悲剧观念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因素有关,悲剧结局体现在对＂一悲到底＂、＂合乎情理＂、＂韵味悠然＂等方面的强调,悲剧形象则要求人物具有＂刚直正义＂、＂道德期待＂、＂替代强化＂等内涵。     

以马克思的态度看待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190周年感怀

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但其前提条件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表明，这样的前提条件还远未成熟，但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坐等条件成熟。这样就出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在历史的悲剧进程中，我们要警惕盲目乐观和意志消沉两个极端，要始终在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保持着冷静与热情。     

《卡斯特桥市长》中亨查德性格的二元对立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性格和环境＂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心理描写细腻深刻,表现出了哈代小说的独到之处。小说主人公亨查德的性格复杂多变,并且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环境下,他展现出的性格特点也各不相同。他一生的命运和最后的悲剧都是由其性格所决定,因此其错综复杂的性格是许多文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运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对亨查德的性格进行多方面解读。     

方方《乌泥湖年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探析

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以年谱的形式生动地塑造了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及他们的悲剧命运 ,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研究他们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龚自珍诗歌的悲剧美

龚自珍是中国历史由古代封建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第一位先觉的思想家和诗人。龚自珍的悲剧在于其代表时代的必然要求而这个要求之不能实现井反而受到社会的摧挫。历史与现实的悲剧感通过作者哀乐过人的诗心表现为慷慨悲凉的诗歌，表现为璀璨瑰丽、哀艳动人的悲剧美。     

尼采哲学视角下的亚哈船长解读

对于麦尔维尔的悲剧史诗《白鲸》,中外学者对之的解读与论述可谓浩如烟海。小到人物分析、主题探索,大至文本的历史建构以及帝国话语等等。然而对于亚哈船长的评论多集中在批判其偏执、疯狂等悲剧性格弱点而导致的自身悲剧、全体船员的毁灭以及隐喻意义上的警示。本文作者认为,亚哈是典型的尼采式英雄,是尼采倡导的酒神精神的化身。亚哈的猎鲸与复仇之路充分体现了酒神精神的内核——倡扬非理性主义、肯定痛苦、彰显不屈的生命意志,从而践行＂积极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苔丝》中悬念所构建的悲剧意义

悬念是小说家构建作品的主要手段。悬念(Suspense),是哈代主要小说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悬念是小说叙事中情节模式的显著特征,是联系偶然和必然,情节和情感的重要手段。哈代的悬念是建立在悲剧总体趋势的必然性和具体事件发展趋向不可预测之间有机的统一的基础上。与哈代所设计的巧合(Coincidence)一样,悬念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当读者回顾小说时,冥冥中的天意早就注定了苔丝的悲剧结局。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

郭沫若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剧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在历史剧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借古鉴今”，表现历史的真实；在历史剧的创作上，他强调“失事求似”，写出历史的必然与可然；郭沫若重视社会悲剧，要求充分发挥悲剧的教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写悲剧。     

科尔曼·希尔克悲剧形成的语境因素——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语言学解读

在小说《人性的污秽》中,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的悲剧命运与＂spook＂一词的使用有极大关系。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发现,多种语境因素的合力作用将一件简单的语言事件转化成为个人悲剧的起因。这些语境因素包括说话者心理因素、参与者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表面上看,歧视和悲剧是语言造成的,而实际上是人和社会造成的。罗斯用一个偶然的语言事件反映了整个悲剧故事的必然性,引发人们思考和挖掘希尔克悲剧的深层根源,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宽容和公平公正的呼唤。     

席勒的崇高论——崇高与艺术

席勒把崇高与艺术联系起来,认为激情的讽刺诗是崇高性格的表现,嬉戏的讽刺诗是优美性格的表现。席勒把崇高与悲剧艺术联系起来,指明了悲剧是崇高的集中表现。这是席勒在艺术史上最大的历史贡献,不仅指明了悲剧艺术的崇高本质,而且突破了西方古典形态的悲剧观,启发了黑格尔等的悲剧矛盾冲突论。     

元杂剧《冻苏秦衣锦还乡》中的悲剧意蕴

《冻苏秦衣锦还乡》虽然承袭了元杂剧＂大团圆＂的喜剧传统,但是从＂家国同构＂的内涵影射、史料引用的独特寓意、情节处理的内在逻辑三方面不难发现,喜剧的结尾只是元代文人迫于灰暗现实而生硬勾勒出来的一场圆满,而其故事本身已蕴含一定的悲剧成分,它包括悲剧比例的显然性、悲剧情节的必然性、悲剧淡化的策略性。因此《冻苏秦》虽然是喜剧结尾,但是却有着悲剧内核,因此它是＂形式上的喜剧＂和＂内容上的悲剧＂。     

于谦之死原因浅析

于谦是明代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之后,于谦惨遭杀害。＂夺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明代政治的走向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杀的悲剧有很多必然因素。     

《小城三月》儿童视角的叙事作用

《小城三月》以特定的儿童视角敏锐地捕捉细节,对故事进行原生态叙述,用儿童眼光的稚真、敏感、纯美反衬出成人的复杂、愚钝与浑浊,表现了翠姨在爱情上＂进而不敢、退则不甘＂的矛盾性格以及消极抗争的悲剧命运,揭示新观念表层下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营造了作品回味悠长的审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