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

叙事无论是建筑在虚构还是建筑在对事实的＂照本宣科＂的基础上,都有一个开端、发展和结局,因而都显示一定的意义。透过讲故事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对事件的主观解释按其对故事角色义务、责任的理解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中国古代小说的绝大部分属于前者,起源甚早的自然论世界观融合中古时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形成了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对事件因果式的叙述既是简单化、概念化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也逃避了写作的责任。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空间叙事理论探微

本文提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理论是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遗产,评点家把自己的批评眼光落在叙事中的空间意味和空间功能上,关注空间问题,以空间为评点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梳理空间叙事理论概念,对此进行整合与比较辨析。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共存于文本之中,它们的关系表现为时间的形态化、空间化。古代小说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非常丰富,也非常突出,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遗产清理,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与西方重视时间的叙事理论相对话。     

从先验性到准先验性——论在知识有效性问题上哈贝马斯对康德的批判和继承

对知识的有效性进行探讨是哲学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康德那里,知识的有效性是通过其"哥白尼式革命",即先验哲学之路而达致的。这条道路独辟蹊径,调和了自笛卡尔以来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知识论问题上的争论。然而,知识的有效性难题并未真正解决,二十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和批评理论在知识的条件、客观性、确定性等问题上的争论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哈贝马斯在这个问题上批判性继承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提出了知识与兴趣相结合的准先验性的知识论框架,并探索了保证知识的有效性的条件。     

"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中,经济研究与文学研究经常互相推动。经济学著作的煽情性与修辞技术,乃至结构框架常常来自文学及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也从经济研究那里获得了很多模式化和规律性的启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现实社会中的"食货"等物欲世态常常与小说文本的叙事形态达成一种同构共谋关系,发生结构层面的置换。因此,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我们应当冲破以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强势观念的束缚,不再一味地沿着"反映论"定律下的背景研究或投影研究的老路走下去,而应当别开生面地探讨小说叙述形态与社会物欲世态的同构关系,全面探讨以"食货"为重心的"物欲化"叙事形态及其结构意义。     

量化管理中的“先验性”假设

量化管理即是将一项工作分解成若干项指标分别进行量化描述和评价的管理方法。在量化管理的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着误把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把精确等同于准确;把量化等同于科学;把奖励等于激励四个"先验性假设"。     

中国古代自传的叙事结构研究

中国古代自传的叙事结构按照其与叙事时间的关涉性可分为五种：纵向贯穿式叙事结构、横向铺排式叙述结构、纵横交 错式叙事结构、问对式叙事结构及对比式叙事结构。中国古代自传的叙事结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也能折射出中国古 代不同类型的自传的写作动机与文风。     

诗词参与古代小说叙事之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词之所以能够承担叙事功能,源于文本必须穿插诗词的文体规定,但作者一般根据小说体叙事的要求来创作或引用穿插诗词,由此使诗词承担了相应的叙事功能。同时,古代诗词存在便利于小说体叙事的特征,因此作者利用这些特征来使诗词承担起一定的叙事功能。而随着中国小说体叙事的进一步发展,穿插诗词于叙事流程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诗词参与叙事的现象也就最终淡出了现代小说文本。     

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

书信体小说独特的文体和叙事特征,是它在出现后几年间迅速达到创作高潮,转而又急遽衰退的重要原因.从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学史上大量此类小说作了较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对该文体的叙事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认为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以单视角为主,多为回顾时态的嵌套式双线叙事结构.     

中国传统美学与康德美学比照诠释

本文在分析了儒、道、禅三家美学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把康德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作了比较,指出中国传统美学与康德美学有许多可汇通的地方。     

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原则

论文首先以语义学或语源学的研究方法返回中国文化原点 ,对中国的小说概念进行了本质还原与探究 ,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小说的多祖现象 ,进而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诸方面探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原则。由于受中国人特有的统观型时间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开端总是从一个大时空开始 ;中国古典小说形态多姿 ,叙事视角上有反元小说 ,也有呈现中国特色的角色性限制视角 ;在叙事结构上 ,中国古典小说的潜哲学结构与人物关系表层结构互为表里 ,共营着中国小说的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     

中国传统信仰与社会

中国传统信仰是多样化的.有为社会秩序服务的政治信仰,如所谓的"儒教";有为个人健康服务的生命信仰,如佛教和道教;还有介于上述二者之间既为政治秩序服务也为个人生命服务的混合形态的信仰,如三一教.中国传统信仰的多样性表明,在一个发达的文化系统中,信仰世界也像生物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多样化的系统,信仰多样性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多样性.     

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的代名词,其宗旨为博爱精神,内容是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和禁欲。托尔斯泰相信并欣赏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儒教思想一拍即合并在其中得到了充实、完善和印证。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特别是中国宗教哲学的综合体。     

儒道佛思想对日本“幽玄”范畴形成之影响

中国的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日本审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幽玄"作为日本审美意识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而儒道佛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渗透到诸多艺术领域,且在本民族的土壤上,创造了在借鉴中国儒、道、佛思想基础上的独特审美传统和审美情趣。     

论古籍目录子部流变中的儒道释合流趋向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密不可分。古籍目录不仅著录古代典籍,而且反映历代学术发展、演变的状况,品评学术优劣、短长。中国学术思想中儒道释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向及其学术理念,就是在古籍目录子部的发展源流中得到凸现,并逐步推动其细密和深化。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新世纪小说的新闻化叙事批判

新世纪小说呈现出文学叙事与新闻叙事的杂糅和纠缠。新闻话语对文学话语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的话语表征、叙事结构和美学趣味，体现出市场逻辑和新闻法则对文学自主性的消解。     

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

20世纪中国小说有"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两大叙事法则。"国家叙事"为主流,表现"人生飞扬",其共性强。30-40年代,国家叙事原创性强,有茅盾社会分析模式、丁玲意识形态模式、路翎现代心理模式;50-70年代,原创性弱,基本上是茅盾与丁玲二式整合为"史诗"模式;80-90年代,出现超越史诗,悲剧、象征、隐喻多样模式。"日常叙事",从苏曼殊、张爱玲到池莉、余华,表现"人生安稳",个性化强。两种叙事法则共同成就中国百年小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