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情、理、法:建构现代伦理的三维度

情、理、法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蕴 ,在不同社会人际关系的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从人的自然属性意义上说 ,情是本能的情欲 ,理是人独有的用以控制和调节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能力 ,法是人为了生存而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 ;从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社会角度说 ,情是基于血缘的亲情及推演 ,理是血缘人伦之礼 ,法的积极含义等同于礼 ,消极的一面是刑 ;在现代法理社会中 ,法是基于人的主体性 ,实现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规则体系 ,理则是人对自身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合理的设计和选择的理性 ,情则是作为人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情感体验和人性提升。可以说 ,情、理、法决定人的基本生活样式 ,三者作为人的共同属性始终是构成伦理体系的三个基本维度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情”“理”之间——两种传统伦理思想框架之下的个案比较

“情”“理”之间———两种传统伦理思想框架之下的个案比较唐文明苏格拉底相信，游叙弗伦坚持讼父杀人是有理由的；孔子在类似的个案中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认为“子为父隐”才是正确的。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表达了中西方伦理文化传统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本文试图通过对苏格...     

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坚持“三导”原则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堂活动的引导者，要更加重视个性化阅读教学，着重于调动学生的个体阅读体验，强化学生的真实感受，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效果。因此，必须在阅读教学中坚持“三导”原则：导学，引导学生“走进文本之中”；导情，引导学生“体验作者之情”；导恩，引导学生“领悟人生之理”。     

由“富”到“强”如何可能？——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富强”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不能仅从“富”上考量，还须从“强”上来阐发。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上的“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足够“强大”。“富强”如果既意味着“富有”亦意味着“强大”，则必须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富民，藏富于民；其二，教民，官吏以身作则使百姓知文化德义、礼义廉耻；其三，社会养成君子品格，能意识到财富在人生价值中的限度。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并不排斥物质财富，且于以上三点都有极具价值的论述。故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资源。     

伦理文化视角中的宗教

当下的宗教伦理学研究,更多地将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对宗教与伦理文化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同时对伦理与道德又不加区分。本文正是试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通过对伦理文化的展开,揭示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以信仰为中介,厘清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现代宗教应当走伦理化的道路。一、伦理文化:伦理与道德伦理文化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由伦理和道德两部分组成。“伦理”一词,顾名思义,系指“人伦之理”。伦,由树木的年轮而来,引申为辈、次序;理,原指树木的纹理、条理,引申为规律、法则。“伦理”一词本来并不具有道…     

从“情”与“理”两个历史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答《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拙稿《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曾从有关概念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②提出质疑。近读郑先生《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③,不但没有消除笔者原有的疑问,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思忖再三,不吐不快。看来,只有从“情”与“理”两个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标准问题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影响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伦理与政治学说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想，儒学及其伦理思想一直占据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统治地位，并且对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国各个少数民族产生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何以会受到藏族同胞的关注、学习、运用，并吸收其为自己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其基本原因有如下几个万面：一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二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三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的结果；     

论中国教育面临的伦理难题

新世纪中国教育要真正体现新面貌，就必须对以往我们所遵循的教育伦理理念进行重新 思考。文章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教育伦理难题，主要集中在三大类问题上：民主化进程中的教育权威问 题；市场社会中的教师地位问题；多元文化中教师的自我实现问题。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和燕齐方术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对现实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接受，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儒家政治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不久前诞生的官僚集团的主体；先秦至汉初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分属儒、墨、道、法、名、杂等学派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化；儒家倡导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结果是古老的中国文明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如果把“儒家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比较一下，我们…     

道家伦理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无论在《老子》、《庄子》等历史“文本”中.还是在与儒家伦理的相糅互补历程中.道家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以及对土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格范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家伦理虽具有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也存在有值得“扬弃”的合理成分.而正是在其“合理成分”中含有“古今共理”的东西,可以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因此.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当代中国的伦理建设、也应对道家伦理予以足够的重视.道家伦理以”无为”原则为核心,展开为三个方面:“道常无为”和人性“素朴”的道德观、人性论;“轻物重生”、崇尚“精神自由”的人生哲理;“与时俱化”又“不与物迁”的人格范式和“柔弱谦下”、“功成身退”的为人之德和处世艺术.     

孔子与庄子审美追求比较

孔子的审美追求由伦理追求转化而来,重实践,重下学的“艺”,重功利,重美善之别。他所面对的审美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为特色。他所谓的“和”,是体验个人与社会融合的极致,在感情上强调以理节情。庄子以自然作为审美追求对象,重体验,重神化的“技”,重自由,重美丑之辨。他与自然之间形成的审美关系以物我关系为特色。他所谓的“和”,是体验个人与自然融合的极致,在感情上强调以理化情。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崇高伦理道德观──理想与现实文化价值观“错位”的透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其主要特点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第一次遇到全面的挑战。在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整合”时期，社会中的个体由原来的“政策管理下的人”，转变为市场经济关系中的独立的“经济人”。“物化人格”的泛滥，使崇高伦理价值观和英雄主义缺乏社会存在基础，使社会文化形成“媚俗”流行趋势，这是导致社会公德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论证分析了市场经济与民族传统优秀伦理观念的冲突，以及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崇高伦理价值观的意义。指出对一个时代社会价值观的走向，一代知识分子不应做壁上观：丧失英雄主义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本文提出了伦理崇高与现代文化价值观重建的可操作构想。     

知性主体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知性主体精神是科学、民主和现代道德的深层本质缺乏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根本症结培育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道德，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五四”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导致他们在理论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他们虽然看到了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强调“伦理的觉悟”，但对于科学、民主和新道德的共通的深层精神本质──知性主体精神──却没有揭示，或只有零星的、片断的论述；第二，…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现代新儒学： 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悖论

现代新儒学：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悖论时粤闲暇时曾与友人神侃，戏言曰：汉以后之儒学，“阉学”也。举座瞠目。其实对中国自汉以后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无法否认，儒学实为正统“官学”，从社会功能讲，它是社会整合的文化表征，伦理范式；从政治功能看，它是工具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