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对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现实意义

李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一生以弘扬朱熹学说为已任,对中国的儒学有很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本文深入探讨了李退溪的人生哲学及其道德伦理观念,指出他的人生哲学主要以推行儒家道德为内容,并能够付诸躬行,其思想带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李退溪认识范畴系统论

李滉(1501—1570),号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毕生穷研性理,集朱子学之大成,将朝鲜理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东、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对退溪学的研究有长足进展。1985年8月27日至29日,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了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三十多位学者应邀出席,并分别向会议提出了论文,反映出海峡两岸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宋明理学和退溪学研究的新成果,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本刊这期特辟“退溪学研究”专栏,选登六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和演讲,以飨读者。     

朱学的演变和李退溪哲学

十六世纪朝鲜的理学(新儒学)大师李退溪(1501——1570),是朱熹哲学的传播者和拥护者。他一生为传播朱熹思想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从十二世纪末朱熹去世,到十六世纪中后期,约四百年间,朱学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向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以及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王阳明心学;一是经过黄震、文天祥、刘因、薛瑄等人,转化为罗钦顺气     

李退溪的治国安邦策略论

李退溪奉行“明哲保身,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实际从政时间很少,且系统论及治世的专门著述不多,正如星湖学派的安鼎福所言:“李子平日论治文字绝少”(《李子粹语·凡例》)。尽管其一生的注意力和侧重点在“修身”,而不在“治国”,但从退溪的著述及言行中,仍可窥见其政治倾向和治世主张。退溪门人金诚一(鹤峰)说:退溪“一以明圣学行王道为本”(《实记》)。阐扬光大朱子学,推行王道政治,倡导“内圣外王”之道,这是退溪治世主张的根本所在。本文拟以此为中心,仅就退溪社会政治学说中的明道论、中道论及民本论三方面,试作论列探讨。     

论李栗谷的心性哲学

心性学说作为研究人的本质、本性和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是儒家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宋儒融儒、道、佛三家心性理论为一体,建立了以自我超越为特征的心性本体论,把儒家心性之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李栗谷作为１６世纪朝鲜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学说也是以心性学说为核心的。李栗谷名珥,字叔献,号栗谷。生于中宗三十年（明嘉靖１５年）即公元１５３６年,卒于公元１５８４年［１］。他与李退溪一起并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璧。他为学服膺朱子,毕生穷研性理,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多所创获,建构了较完备有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     

李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

号称“朝鲜之朱子”的李退溪,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士林隐逸之风的主要代表。他一生安贫乐道恬淡寡欲,深自韬晦不妄交游,退隐山林不乐仕宦。四十三岁以后,竟然七进而七退,其洁身自好难进易退之操守,在当世被誉为“贤者之山林气象”,“士林之廉节高风”。退溪处世的这些特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状况、家世以及身世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对此,笔者在《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载《浙江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一文中,已多有述及,勿庸赘言。然而,拙见以为,仅此而止,尚不足以窥见退溪处世之道全豹。还须对其处世的理论基础,作更深层次的开掘。为此,本文擬对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着重加以探讨,以补前篇之不足。退溪决意退仕之后,多年来,通过上国王疏札、复友人书信以及答弟子问难等各种渠     

李退溪的理气观

去年,在汉城举办的第十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李退溪的太极说》的文章。太极说只是李退溪的天道观的一个侧面。我认为,有必要对他的天道观作全面的考察。于是,我又在反复阅读李退溪的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篇文章。不妥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理”这一范畴是李退溪用以建构自已哲学体系的基石和出发点。无论是他的天遭观还是人道观,都是由“理”推衍出来的。所以全面地剖析“理”的性质和特征,对于把握李退溪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是有重要意义的。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李退溪的用人之道

儒家重人治。寄托于圣君贤相,推行王道政治,是其理想的政治模式。内圣外王,求贤图治,也是十六世纪朝鲜朱子学大家李退溪的经邦治国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国之所患,莫大于眩虚誉而误用人。”他在用人方面阐发的思想,有不少精辟之见,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一) 一、君臣一体相辅相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国之内,国王君临天下,万民臣服。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种伦理纲常的规范和政治制度的确定,使君主的独断专行,成为天经地义而合理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君主妥善调整好同臣民的关系,首先是君臣关系,便成为至关紧要的问题而为历代思想家所关注。     

南朝鲜发现李王朝时代大部头小说《明珠宝月聘》

据日本《产经新闻(晚报)》1981年3月18日转载南朝鲜《朝鲜日报》3月17日报道称,南朝鲜发现了一部李王朝时代的大部头长篇小说《明珠宝月聘》,作者不详,内容是以距今约150年前李王朝时代的两班(李王朝时代的一种贵族)和平民为主人公,通过结婚仪式等当时的风俗,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此书现在收藏在汉城的一所古代建筑——昌庆苑的藏书阁.     

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

一五七○年,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的理学大师退溪李混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旅程。李混既是位政治家,又是学问家。但他真正参政很少,且政绩寥寥。故终其一生,与其说李滉是治世有方的高官,不如说他是造诣精深的大儒。李滉一生中,在“从仕”与“治学”之间,一直多有矛盾。他不乐仕宦,却不得不多年任职为官;既同朝政有割不断的联系,又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影响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是二程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宋元学案》卷廿四《上蔡学案》)如果不是从学说的师承关系,而是从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故张九成的思想虽甚简略,但在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特殊的意义。     

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朝鲜实学大师李瀷的哲学思想初探

李瀷(1682年—1764年)号星湖,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实学的主要代表。实学是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朝鲜盛行的一种进步思潮,它的主要特征是反对朱子学的空谈性理,标榜“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在哲学思想上,它的主要倾向是坚持并发展了朝鲜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它尖锐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各种弊端,要求改革和整刷政治、经济,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带有某种启蒙主义色彩。李瀷的最大贡献是使朝鲜实学成为完整的体系。在他的学说影响下,许多著名的学者齐集于他的门下,形成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的“星湖学派”。本文不准备评述李瀷的全部思想和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陈亮宇宙观剖析

陈亮是南宋时代著名思想家,与朱熹、陆九渊几可鼎足为三。学术界多数同志对这三家的哲学评价是: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大师,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领袖,而陈亮是唯物主义的功利学派的代表,陈亮在哲学上“与唯心主义朱、陆等人的观点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陈亮的哲学是否唯物主义?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剖析一下他的宇宙观,才好下个比较切近的结论。首先,我们知道陈亮说过“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陈亮集》,     

余英时的变与不变——再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正在人文研究日益专业化、多元化的今天,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像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称《朱熹》)一样,引起如此广泛热烈的讨论。总结起来,对于这本著作的评论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从理学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肯定其成功地关注了理学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活动,实现了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理学研究范式转换,如陈来先生的文章~①。第二,从以哲学视角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者的立场,对余英时的研究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