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的思维主体与创造性探析

公文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既体现了法规性和律令性,又反映了社会群体间的愿望。公文的思维主体是公文撰写者个体和体现法定机关意志的复合体;公文写作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实性思维;公文写作是创造活动,公文格式的规定,不妨碍公文写作的创造性,不影响公文撰写者创造性的发挥,公文写作的创造性充满公文写作过程。     

行政公文写作活动的思维轨迹

国家机关行政公文在种类、格式、行文规则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进行行政公文写作需要严谨而细致的思维活动,思维方式正确与否对公文写作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在一般文章写作思维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公文写作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探讨其写作活动的思维轨迹,我们提出前后相继的六种思维方法,以利于广大公文写作者更好地掌握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提高公文写作质量。     

公文写作教学中的“行政”问题

随着应用写作课程的开设日益广泛,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明显。公文写作是应用写作课程的重要部分,在对各类学生的应用写作教学中,公文写作都是当然的重点。公文写作的“公文”,是指行政公文,本来在明确概念时界定得非常清楚,但由于在生活中对行政概念的理解不     

论公文写作中的隐含作者形象

作为文章的一种类型,公文写作遵循文章规律和写作规律。无论是从动态的写作过程,还是从静态的文本分析 看,公文写作都不可避免地带入写作者有节制的情感。作为公文写作审美特性的内在标志,这种情感结合公文材料最终表现 为更加具体可感的外在形象。这个形象便是“隐含作者”（借用布斯提出的概念）。它对于公文写作具有整体把控作用并且引 导读者,发文机关和作者的情感倾向、思想倾向寄寓其中,它是读者阅读公文文本能感受到的。隐含作者形象的把握对于公文 写作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论曹操公文的写作特色和成就

曹操在公文写作上一改两汉靡丽、骈文化的公文文风。内容上不拘传统,叙事简洁严明,语言典雅简炼,篇幅短小精焊,体现了公文与散文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成了公文与文学散文正式分野的重要标志,这在公文写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值得当代公文写作借鉴。     

公文制印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策

围绕公文写作、印发格式,从公文制印的各个环节分析公文写作中常见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查找出现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最终达到公文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公文写作的受控性与自主性

应命性是公文写作最主要的特征 ,本文以写作的受控程度作为切入点 ,具体分析公文写作内容表现的基本方式 ,从而在认识与实践这两方面来阐述公文写作受控与表达的关系     

公文写作的语言特色——兼谈如何提高公文写作水平

公文文风是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它是党风、政风的折射。公文文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公文语言,公文语言具有严肃庄重、朴实无华、字词简洁恰当、数据精准无误、灵活性等特色,公文写作者应创新公文语言,摒弃老套古板,在公文写作的实践中提高公文写作水平,同时,好的文学修养对提升公文写作的语言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公文语言与文学语言比较

公文语言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它文体语言的特点。公文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区别,是由公文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根本特性、社会功用和写作思维决定的。只有熟练掌握公文语言区别于文学语言的特点,才能搞好公文写作。     

管窥古代公文写作的现代价值

通过具体事例,可以发现古代公文写作在文本上用词力求准确,反对过分修辞和用典;在写作过程上强调严格保密;在写作主体上强调结合实际,立论高远,这些与现代公文写作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原则是我们现代公文写作所不具备的,如写作过程应又快又好,写作主体应有所不为,执道而行。     

试论公文写作的“直述不曲”

“直述不曲”是公文写作的核心要求，是公文写作在表达上区别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尺。要做到公文写作的“直述不曲”，就要在公文的开头部分明确揭示发文的目的和依据，并在主体部分明确揭示公文的观点和主张，还要善于使用恰当的表达方式，注意使用质朴无华的语言。     

审美研究:公文研究的新视角

公文的审美属性是客观存在的 ,公文像其他生产对象一样 ,被人们尽量按“美的规律”创造出来。对公文进行审美观照时 ,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实用的工具 ,而要以一种非功利的、客观的眼光 ,把它当作一种文体、一篇文章去欣赏、去玩味。为此 ,我们对公文审美有两个观照点 ,即艺术形态学的观照点和文学语言学的观照点     

遂老双峰下,谁明廿载心——北学中坚王余佑事迹新探

王余佑为明清之际北学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集《五公山人集》对于揭示他和亲朋社友的生活状态具有典型意义。《事迹纪略》为《王氏家谱》中保存的一册抄本文献,由王余佑手创、历世子孙递修递抄而成,其中包括不见于今本文集的王余佑、孙奇逢、颜元、李塨等人的传记,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论杜甫之狂、逸与礼佛

杜甫是狂人,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即对礼的亵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另外,杜甫还信佛,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真正交付给佛教.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魅力

历代多从比兴、用典分析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文章认为不论是比兴还是用典,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意象在《咏怀》诗中是非常典型的。文章将《咏怀》诗中的意象分为六大体系:日意象、鸟意象、植物意象、道路意象、神仙意象、自创人物意象,由此分析正是这些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咏怀》诗广阔的审美潜能,也是其诗歌魅力的真正所在。     

论胡应麟的史注观

胡应麟认为,史注必须资料宏富,考订精详,辨正误谬,评论是非,如此,史注就可成为“史之忠臣,古之益友”。胡应麟在自己的注史实践中,贯彻了他对史注的要求和认识。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     

海瑞作文的《论》《孟》范式及文章理念

海瑞深受孔、孟思想影响,作文亦然。他主张人当涵养以合儒学之道,作文则以《论语》、《孟子》之文为范式,发乎作者本心,以道德为出发点,求善求真;作文当写作者之意,其意主要是自我体认的社会和人生道理,能够辅助儒学,经世致用,补益国家身心;作文当率性平易,不作酸文陈语,且重理而不重浮华夸饰。     

济慈永恒理想在颂歌中的体现

济慈的颂歌在理性与艺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济慈天才的最自然、最高超的表达,坦露了他内心的爱与抱负.为实现艺术美的永恒,济慈尽最大的努力提高他的写作技巧,在颂歌中运用了大量的富有创造性的想象以表达他内心的这种真实.在这个世界上"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是我们知道的,并且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