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氏讲唱与中古小说的关系——以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为中心

从民俗佛教和口头传播的角度看,东晋佛教民众化运动过程中佛教徒面向世俗的讲经和唱导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古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释氏辅教乏书在创作主体上有一个由佛教高僧到在家居士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大过程.     

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叙事范式探究

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古小说＂释氏辅教之书＂集中表现为五种叙事范式,亦即记得道僧尼行传以促进僧传文学建构,叙僧尼与鬼神交锋以彰显佛教徒之神能异术,述人鬼遇合以明因果报应之理,说观世音灵验以诱趋利避害之徒,谈亡魂显形、死而复生以证崇佛之好处。受汉译佛经、佛教义理、本土信仰及其相关宗教活动的综合影响,＂释氏辅教之书＂以佛教灵验为特色的志怪叙事,总体上呈现出程式性、世俗性、交叉性、社会性等特点,最终扩大了佛教在中世民间的影响力。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颜好释氏教隔离僧俗界——论朱元璋佛教政策之特色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佛教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僧官制度、教僧制度、度牒制度等.朱元璋的佛教政策的特色有三:其一崇奉、抑制、控制并举;其二隔离僧俗、肃正僧界;其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     

试论《阅微草堂笔记》的宗教观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 ,总的来说比较宽容 ,作者对各教中符合传统道德伦理的内容表示肯定 ,批评了与此不相适应或有所抵牾的内容 ,作者看重的是宗教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 ,因此奉儒教为至尊 ,以佛教和道教为其补充 ,但决不排斥和贬低佛教和道教。     

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

关于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中印西方学者已提出种种意见。此外,佛教在印度从未成为一统天下的宗教,在与婆罗门教互争雄长的过程中从未获得过压倒性的优势,这是佛教最终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佛教虽然是作为反婆罗门教的“异端”出现,但其主要教义却出自婆罗门教的思想,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信众又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这更成为佛教在印度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

对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审慎考察,是我们了解和剖析中国文化,特别是深入探究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心理习惯、价值取向等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中影响民众宗教意识的因素很多,有以非宗教面目出现的儒家思想;有浑融文明社会人的理性及原始思维特征残余,带有明显巫觋色彩的土生土长的道教;有思辨玄奥、深沉精邃、从异域传来的佛教及摩尼教、袄教、基督教;有杂揉、包容众多神灵崇拜、常处于秘密状态的民间宗教。而“民间宗教从更深奥微妙的体系,如儒家和道家哲学、佛教中吸取许多因素,并在改造这些要素的过程中,以适合普通民众的水平”(《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的宗教》英文版)。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教从13世纪末到16世纪初期在东南亚海岛地区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作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伊斯兰教快速而广泛地得到传播的原因,认为伊斯兰教既注重今生也注重来世的教义比东南亚原先流行的只注重来世的佛教和婆罗门教的教义更为实际,因而诱使当地众多的佛教徒和婆罗门教徒纷纷皈依伊斯兰教.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佛教的“世间”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的"世间"观念在释迦牟尼创教时期就提出了。在后来的发展中,佛教的不同流派或思想家对此观念又有多种诠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宗派对其也持不同态度。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对此观念最为重视的宗派。禅宗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张,实际是强调要努力接触民众,融入社会。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各宗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佛教离开"世间"是不能存在的。但比较而言,禅宗在这方面还是最为突出的。禅宗在中国之所以发展极为迅速和影响巨大,与其能很好地平衡树立宗教目标与深入世间生活二者的关系直接相关。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与教化民众思想的统一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的根据在于民意与天意的一致;顺应民意的方针有以民为本、富民、均平等。儒家教化民众思想根据在于儒家的性善论,儒家认为人的智力不同,大量的人都需要经过学习即教化方可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教化民众的方针有先富后教、先正己后正人、德主刑辅、有教无类等,教化的目标是让人都成为"仁人"。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学说,儒家教化民众思想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治理人民的道路,为国家提供后备人才。顺应民意是教化民众的前提,教化民众是顺应民意的补充与提高。     

元朝帝师制度述略

佛教自汉魏时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在民间有了众多的信徒,有了寺院和出家僧人,而且还有不少帝王以尊奉佛教著称。帝王的尊奉,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隋唐以及宋、辽、金时代,佛教的势力尽管有过几次起落,但已逐步发展成为影响最广泛的宗教之一。与唐朝差不多同始终的吐蕃王朝把佛教从汉地及印度引入藏族社会,并利用王朝势力大力推广。佛教在同西藏原有的苯颇教的激烈斗争中受其影响,吸取了苯颇教的某些教义教法,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到十世纪时形成西藏佛教的若干教派。西藏佛教各教派在政治上与各地方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     

论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向城市保护神的转化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其流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随着它在民众中盛行程度的增强,其所具有的功能不断拓展,从掌控生死、消灾去病到驱除鬼魅、送子迎福无所不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化、世俗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与毗沙门天王的原始身份以及当时北方城市战乱频仍密不可分。     

《中国回族金石录》碑刻资料所见伊斯兰教对儒道佛的评骘

该文以《中国回族金石录》中的碑刻资料为中心,分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佛道儒的五种态度.比较来说,对佛教既有反对,也有认同;对道教着墨相对最少,仅仅一笔带过;对儒教着墨最多,认同儒教,并且用伊斯兰教教义比附儒家思想.以儒释伊、援儒释伊正是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模仿佛教所用的办法,不过托大其教而已.     

伊斯兰化蒙古概述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了人类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在锐意经营帝国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接触到以三大宗教为代表的三大文明区,即东亚的佛教文明区,中亚和西亚等地区的伊斯兰教文明区,以及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区。它最后选择了前两大文明的文化:元朝的蒙古人赋予佛教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蒙古汗国则普遍皈依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体的蒙古帝国,自十三世纪中叶后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集团:阿尔泰以东的东方佛教蒙古集团(简称东方蒙古)和阿尔泰以西的两方伊斯兰教蒙古集团(简称两方蒙古)。东方蒙古能够始终保持并日臻完善本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蒙古。然而,西方     

净土宗的思想探析

经过原始佛教净土思想的萌芽、小乘佛教时期的弥勒信仰到大乘佛教时期净土思想的弘扬使净土思想在印度已经发展成熟,但净土宗的创立是在中国,它是由昙鸾、道绰及善导而完成的。本文主要根据时间为明线,判教为暗线来论述其思想的发生、发展和创立。     

中国佛教判教运动对龟兹佛教的影响

南北朝初期,中国内地佛教判教思想兴起,目的是纠正佛经翻译的杂乱与矛盾,建立统一规范的佛经系统,后来发展成运动潮流。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特殊的功劳。魏晋南北朝"毗昙""般若""涅槃"三大思想体系统摄中国佛教,毗昙学属于小乘佛教体系,是西域龟兹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后来判教中突出了大小乘的纷争。至隋朝大乘佛教已占据统治地位,小乘受到排斥和打击,中国内地小乘佛教从此一蹶不振。龟兹佛教也受到巨大冲击。此后,在中国佛教史中,龟兹佛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近代龟兹佛教遗产的发现,引发了对龟兹佛教的追忆和重新审视。但判教形成的固化观念,还在约束着龟兹佛教研究的开展。对龟兹佛教和石窟的再认识、再研究,必须摆脱旧有观念的束缚,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揭示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更深广的内涵和特色,正确认知龟兹佛教的历史价值和地位。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客观阐述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