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论福泽谕吉对朝鲜壬午兵变的认识

福泽谕吉受日本历史上神功皇后征服朝鲜的传说以及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实例与西方殖民主义文明观的影响,在最初的论著中已表现出对朝鲜的蔑视。壬午兵变时期,福泽基于对朝鲜的充分了解,一直强调使用武力的重要性,表现出希望日本政府武力解决兵变的强硬论。兵变后,福泽对日本政府在日朝签订的《济物浦条约》中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的同时,再次强调在日朝关系中要具备强大武力的重要性,以及提醒日本政府防止清政府对朝鲜的教唆,并希望日本政府返还朝鲜的赔款来改善日朝之间的关系。     

《大明律》对朝鲜王朝法律制度的影响

<大明律>于高丽末期传入朝鲜半岛后,虽引起了朝鲜王朝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但从洪武二十五年至景泰六年,<大明律>一直与唐律、元律混同使用,造成了朝鲜王朝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混乱局面.世祖国王即位后,对法律制度进行了改革,明确了"用律,用<大明律>"的用律思想,确立了<大明律>在朝鲜王朝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历代沿袭不替.专一使用<大明律>是朝鲜王朝之意愿,非中国之强令.长期专一和自觉自愿地使用<大明律>,为嘉靖时期形成的中朝政治一体化奠定了法律基础.     

近代日本与朝鲜开港之比较

日本和朝鲜是东北亚地区的邻国,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国开港暨早期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处境较为相似,但结局却大相径庭。对日、朝开港背景、过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考察近代日朝开港的特点和异同,指出日本明治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实施对朝鲜开港的影响,分析两国开港与早期现代化产生迥异结果的内外因素,进而指出日本武力威胁下的外交政策对东北亚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危害,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借鉴意义。     

朝鲜林椿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考论

林椿的散文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其散文大量引用中国文化典故作为议论、说理的依据,如引用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受赏识、被举荐而发迹之典,将自己的境遇与中国古代贤人君子穷厄相比较,《麴醇传》《孔方传》的创作以中国文化为历史背景等。林椿继承苏辙养气与作文关系的论述、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并吸收中国古代关于音乐与诗歌关系的阐释,通过切身经历、亲身感受作为事例来印证自己的文学思想。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谋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墓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朝鲜核试验的经济学分析

朝鲜核试验的战略意图可以从比较优势理论、边际分析理论与博弈论等研究角度讨论。朝鲜核试验不仅对朝鲜吸引外国资本、接受国际援助、进行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产生影响,而且对周边韩国、中国等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表明,韩国整体经济并未因朝鲜核试验受大幅影响,金融市场所受负面影响不明显,外资一般持观望态度。对中国而言,朝鲜核试验不利于中国一直竭力营造的良好外部投资环境,对在朝中国资本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区域军事安全成本。     

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前后,大量明人移居日本。这些住在日本的明人,数量庞大,成分复杂,他们为时代所推移,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战争之中。文中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考察在日明人这一特殊团体在战争前后的活动状况,以窥见当时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人员往来与迥然不同的归属意识。     

日本军国主义与朝鲜

1910年日本军国主义完全吞并朝鲜,并以“确保东洋的和平与日韩两国人民幸福”的欺骗口号之下,在朝鲜进行了36年的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将“大韩帝国”的国号改为朝鲜,设立了朝鲜总督府的统治体制。“三一”运动之后,其统治方式逐渐转为文化统治。文化统治是残暴统治的延续,其手段更为野蛮。残暴统治和文化统治都给战后朝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明孝宗实录》记载纠误及其在历史文献编纂学上的启示

《明孝宗实录》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研究明孝宗在位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其记载亦有人名、地名、时间、史实等方面的失误,以及史实漏载等不足,甚至有歪曲史实,刻意诋毁人物的现象,影响了其编纂质量。文章特选取其部分失误事例加以纠正,并予论列。以上失误现象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给后人留下了如下重要启示:编纂者具备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制定完善的凡例以及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德,是历史文献编纂成功的关键所在。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论明代的"京徭"之役

"京徭"一词是清人对于明代地方运解两京财物徭役的一种集称.作为明代的钱粮解运之役,该役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官方运力的不足.然而,作为明代的长解重役,京徭除高额的解运成本外,其负担更多地体现在运解各环节的种种陋规使费,而由此形成的京徭役困成为影响明代基层社会稳定的长期问题.从长时段来看,明代京徭因国家应役环境的变迁呈现两种演变趋势:一是承役户等由富民向中下民户下移;二是承役形式由役户独充发展成以朋充、贴役等为代表的一役多户.与此同时,京徭负担过重和沿途使费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家钱粮调度的官运改革和徭役的货币化进程.     

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

明朝初年,朱元璋废行省罢丞相的政治改革,引发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激变。朱元璋在实现高度集权的同时,却又面临着中枢决策低效的矛盾,但他仍以祖制的形式将这种政治体制确定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洪武时代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呈现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这种稳定性和封闭性对有明一代政治演变的影响十分深远,黄宗羲将其归结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代内阁政治的产生,就是遵循着既要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又要解决中枢决策低效的难题。但内阁政治的发展,却没有使内阁体制的界限固定下来,相反,还引发了明代中后期皇权的肆意表达与宦官政治的异化。与其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毋宁说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     

明代陕西籍诗人简论

明代陕西籍诗人,多数鲜为今人所知。早期,陕西籍著名诗人寥寥无几,中期人数多、成就高,后期人数虽比较多,但较少具影响力者。陕西籍诗人之间交往比较密切,由于他们之中许多人追随李梦阳,诗风豪放质朴,因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文人对他们的评价比较低。     

明词别集叙录

明词别集是明代词学文献的重要一翼,对于了解和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明词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关于明词别集的甄别认定,应该注重“已有”或“曾有”,而不以今之存否或存词数量多寡为判断标准。具体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方法可称之为“五看”,即一看明词别集的编刊流传;二看明代以来私家或官修书目著录;三看有关明词别集的序跋;四看明人诗文别集中其词单独成卷且有词集专名或有专题序跋者;五看明清以来词集丛编、丛刻中小集收录之情况。赵尊岳倾其半生精力辑成《明词汇刊》,于明代词学文献建设厥功至伟,然而,其于明词有见必收,裁词加题,其中有仅存一阕二阕者亦视为专集,这从汇辑明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若一例视为别集则似有未当。根据以上所言“五看”之法,目前所认定的明词别集为七十九家八十余种。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考论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主要用于防范“怀挟”作弊,是在继承前代特别是元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乡、会试搜检官及军士的简拔、搜检方式及对作弊者的惩治等;该制对维护科举的公平、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滞后和执法不严等弊端.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建设及商路拓展

商路是联系市场的纽带与桥梁,商路走向改易会直接影响商业市场兴衰。明清西安与周边地区商路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西安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商业市场以此为依托,形成沿驿路走向分布的地域格局。人清以后,随着边事平静,军队撤走,经济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越来越少,商路与驿路逐渐分离。关中商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商路则向北与向东发展;这一时期,陕西商业市场分布格局也出现明显改易,陕北表现得尤其明显,充分表现出商路与市场分布格局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