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汉诗学与古代朝鲜时调歌辞

朝鲜李朝时期,朝鲜汉诗人对中国汉诗所表现的主题、采用的艺术形式及审美标准进行了大量借鉴,并与本国的民歌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立的诗歌形式——时调。时调歌辞的发展衍变表明:汉文诗歌的发展,使朝鲜国文诗歌得到艺术上的提升和创作发展的机会;而朝鲜国文诗歌反过来又推动朝鲜汉诗的进步发展和本民族特色的形成。     

明初倭寇海上三角“贸易”略论

15世纪初,朝鲜李朝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对"三岛倭寇"奉行以粮米换和平的外交政策,并以贸易为伪装,允许倭寇在朝鲜销售"中国盗物",从而在东北亚地区人为制造出一个以朝鲜为支点的充满血腥的三角"贸易"网,进而使明朝加强海防的努力大打折扣,倭寇袭扰反而日趋呈现集团化、正规化的态势。这与朱元璋主动放弃了与耽罗的朝贡往来,失去了一个近距离了解朝鲜、日本以及三岛倭寇的情报来源密切相关。     

朝鲜时代汉学师生的构成及特征分析

朝鲜李朝时代的汉学教育在教育制度、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等方面都体现出了创新和发展,将当时朝鲜汉学教育事业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间汉学师生的构成不仅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且对后来的汉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全面透析朝鲜李朝时代汉学师生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彼此影响,可以发掘朝鲜时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规律,而且可以衬托出第二语言教学现实与历史相互交融的轨迹。     

德川幕府初期对明朝和朝鲜的积极外交策略

从学界鲜有关注的幕府“海禁令”发布(1633年)以前三十年间的德川幕府对明朝和朝鲜李朝的外交来看,在明朝取消经贸往来、加强海防、既而军事威慑,同时附以战争罪责的道义质问和非难,以及幕府面临西方基督教而“禁教”而自我收缩的外交困境下,江户幕府积极主动与明朝的直接外交虽然未有明显的进展,但通过与朝鲜的积极接触进而实现了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同时,幕府也积极展开了对荷兰和越南的一些经贸往来.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日本中国宋史学家周藤吉之博士

一周藤吉之博士(1907—1990)是日本研究中国宋史的先驱,以其透彻精细、博大宏深的学风和业绩而驰名海内外。先生任公职41年,大致的情况是:前半期任史料编纂官及研究所员,后半期在大学从事研究和指导诱掖后进。在此期间,先生的学术活动涉及宋代社会经济史、朝鲜高丽及李朝时期的官制史与社会经济史、清初旗地制度史三个方面,有主要著作8册,合译注书1册,合著史籍解题1册,其他合著3册,论文、评论、书评等约130篇。通过这些,先生在学术上,一方面以对第一手材料的实地探索而积累了治学经验,通过彻底研读基础文献而具备了很强的对事物的认识     

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

朝鲜之役是明朝君臣在前期情报工作不力、军事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且仓促展开的一场国际战争,福建巡抚赵参鲁因早期情报工作处置失当,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朝鲜之役爆发以后,明朝君臣出于稳定东北亚封贡防卫格局的战略考虑,暂时搁置了对战前朝日关系的查勘,入朝抗倭.在长达七年的和战过程中,明军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多元化的:对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所派遣赴日的两批情报人员的间谋活动、反间活动,应该结合情报科学的原理加以具体的辩证分析,不宜过度拔高;在朝明军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的努力总体上值得肯定,功不可没,但亦留下了若干沉痛的历史记忆,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明军先胜后败皆与明军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中,无法完全贯彻情报互证的原则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朝鲜之役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以及朝鲜、琉球都曾成为明军海外情报侦控的重要对象.明朝情报工作的这种持续性、广泛性与着力点,既肇源于明朝君臣强烈的忧患意识,更是明朝军力、财力长期积弱不振、其封贡防卫体系墓于地缘军事关系的变动趋于圈层性收缩的外在表征.     

美国彼得·李教授谈东亚比较文学

今年5月28日,美国彼得·李鹤洙教授应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邀请,在北京大学举办了关于东亚比较文学的六次学术报告,就东亚文学中的主要文学体裁、东亚文学中的诗歌主题、东亚诗歌中的田园诗、朝鲜李朝初期杂记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朝鲜时调中的修辞、当代朝鲜诗歌中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详细介绍了他在美国及欧洲的研究成果。     

14、15世纪朝鲜汉语教材与元明时期的戏曲小说——以《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为中心

古代朝鲜重视学习汉语,至今留存有《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专为朝鲜人编写的汉语教材,其中部分内容是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的改编、仿制或直接袭用。古代朝鲜的汉语教科书与元明时期中国小说戏曲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紧密的关联,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域外传播的途径之一。     

魏晋玄学的个性特征

经过汉朝四百余年的儒学统治,中国人群的“虚伪人性”问题暴露无遗。魏晋玄学家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搬出先秦已经批评过这个问题的老子,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提出了“越名任心”的著名命题,召唤人们回到自己的心灵,试图以此解决双重人性问题。在人心塑造上,他们倡导“心胸坦荡”、“超然自得”、“独往独来”,以此塑造强硬个性。《列子》杨朱篇“尽一生之欢”的纵欲主义更是将玄学的“越名”心态发展到高峰,变成中国方式勇敢主义的代表。“存异而不求同”、“贵得肆志”则表达了玄学对个性的充分尊重,是个性伦理的珍贵养料。“以无味和五味”是一种强烈个性的最好管理方式,在管理学的范围内,很好地解决了最令人担心的个性冲突问题。但玄学是软弱的,因此生命短暂。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论周代的和谐文化

周代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在制度控制、精神控制以及艺术审美三个层面.在制度控制层面,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控制措施,通过推行荒政制度,关注弱势群体,通过控制人们物质消费的过度行为,以实现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在精神控制层面,人们通过宗教信仰、道德修养以及礼乐为用等方式加强社会成员对社会规范的遵从,强化个体身心修养和谐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艺术审美层面,表现为味觉审美上的和谐,表现为视觉审美中的阴阳和谐以及建筑审美的和谐.     

唐朝的潭水

唐朝的那池潭水,越千年了,依旧清且涟漪.昨日发现,那潭水经雾雨雪霜几多形态变化,已从永州流到辽西朝阳,我的舍畔.只是潭中原来那百许头鱼已不见踪影,恍惚的还闪两尾亮儿,疑是柳宗元游移的目光.     

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唐代历史上,先后曾有四位皇帝在危急关头离京避难,其出幸地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四次避难均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唐王朝衰亡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暮穷途的李唐政权。     

夏代都邑体系浅议

多都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滥觞源自夏代.夏代的文献记载特别简单又比较混乱,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从都城迁徙的角度不能有效复原夏代都邑体系,而从多都并存的角度来推测夏代都邑体系,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多座都邑同时存在是夏代复杂都邑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论秦畴祭天

古代祭天于郊,故祭天又称郊祀.秦之祭天,在祭祀时间、地点、所用牺牲等方面与周、鲁郊天有很大不同.尽管秦祭天礼仪跟儒家经典所记相抵牾,但经过西汉的继承,秦代祭天仪式对后世郊祀制度依然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清初边塞词中的遗民情结

清初的边塞词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一部分清初边塞词中,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怀念前朝的遗民情结,屈大均、朱彝尊、曹溶三家的此类边塞词创作最为值得关注。故国之思无疑是这类边塞词的共同主题,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又各有侧重。此外,遗恨与反思还使这类边塞词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艺术角度看,边塞文学所特有的雄浑、凄楚的风格正与"遗民"的特有心境相得益彰,甚至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边塞内容写遗民之思,愈加深化了后者的感染力,使后者显得苍凉、厚重,这也是清初"遗民"边塞词往往得到词论家好评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朝边疆地带与两国的使行往来

作为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辽东都司与平安道地方,与两国的使行往来关涉甚密,无论是对使团的支应接待,还是对使团的输运护送,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两国使行往来的顺利成行进而实现两国宗藩关系的长期融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由于明朝与朝鲜宗藩之间尊卑有别地位不对等,反映在辽东与平安道地方同使行往来的关涉上也有差异,即辽东地方对朝鲜使团的协助体现的是一种上对下的字小优礼行为,而平安道地方对明朝使团的供给接待则体现的是一种下对上的事大尊奉行为。此外,使团在边疆地带从事的诸种政治外交以及经济文化活动,为边疆社会带来了诸多的新变化,在有效促进边疆开发的同时,也丰富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形式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