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生命与治理——面向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

在传统的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一直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被审视,分子生命政治和监控资本主义将批判矛头指向技术,认为权力会利用技术将生命政治学变成生命经济学,实现对生命的资本剥削与监控。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生命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而技术对生命也发挥着一定的建构作用,技术与生命的关系由绝对的二元对立走向了联合共存。斯蒂格勒认为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这也进一步指明技术与生命的联系是内生性的,而非绝对的对立。所以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超脱于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与政治性存在,承认生命的技术性存在,将技术作为思考生命政治治理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将以权力批判为主导的生命政治,转向以建构性为特征的智能生命政治,从而为生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加速社会语境中的生存及其前景——从生命政治学到速度政治学

生命政治学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一种现代性批判新视角,该视角旨在从权力（政治）与身体的关系阐明现代社会的统治特点及其后果,即基于合理性和效率对以身体为中心的人的生活的全面规训。这种趋势的最终后果便是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为原型的监视和规训牢笼。随着加速技术的发展及其负面后果的增强,法国哲学家维希留提出了对现代性规训的另一种批判视角,即速度政治学。在这种视角中,加速度决定了现代环境以及人的生存,诸如实时、微型化等速度技术的全面运用,人类生存空间的地点性被侵蚀,人类的身体和灵魂被“内殖民”,最终速度虚无主义将世界夷平为存在的荒漠。针对这一事态,维希留基于速度经济学提出了加速现代性语境下以速度控制为中心的新型解放议程。尽管维希留的这一技术批判并没有真正打开当代语境中的社会与人的解放真正道路,但他指认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变化：从环境角度来说,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工厂铁幕”,而是实时通讯所建构的“速度牢笼”;从主体的角度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福柯假设的工业时代的人口,而是光速通讯时代的人口。因为这一点,现代性批判在关注生命之际,必须建立自己的速度座架。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自然、生命、伦理与和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六

中国传统政治学在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指导下,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不是以权力规范为核心而是以社会和谐为追求目标;不是仅仅以人为对象而是包容宇宙万物的生命安置为整体对象;不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权力分配而是求得整个世界(天下)太平的独特的政治学体系.这个体系以伦理规范为实现模式,呈现出强烈的普世色彩.     

"社会自然性"的规范性效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以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特征为出发点,讨论权力形态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化社会,并指出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要求.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从而给予生命政治学以合理的定位.同时亦为在"规范性"议题上讨论政治哲学提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     

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政治学中的历史之辨——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政治学的比较

准确把握中国治理现实、真正超越西方主流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将历史维度根植于政治学研究之中,建立历史传统与当下情境的有效关联。政治学中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是如何呈现的?由中西比较视野观察可知,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理论源泉;作为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在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赋予历史感的同时,也拓展了主流政治学的考察范围。只有在理论自觉、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历史传统的认识,才能实现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成就、趋势与挑战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休戚相关。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无论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人才培养,还是应用研究、政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呈现出了七个明显的学术进步趋势。然而,在学科的专业化、知识化和学术化等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学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政治学要无愧于时代赋予它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就要正确处理好事业与职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实性与学术性、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肯定性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以美国实践为考察对象

为了更好的保障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自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然而这种在高校招生、公共工程招标中给予少数族裔以优惠待遇的政策,从其在美国铺开之日起就面对着反向歧视论者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诘问。本文将从哲理层面探究反向歧视论背后的道德个人主义入手,探究肯定性行动是否构成反向歧视;进而从权利层面入手探讨肯定性行动是否侵犯公民的应有权利,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分析肯定性行动是否侵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平等的公共政策。这三个层面的分析表明,仅仅因为肯定性行动存在反向歧视的可能就认为其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站不住脚的。     

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方法与路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

2011年6月11日至12日,＂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这是国内第二届以比较政治学为主题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国内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与方法、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路径、     

天道、人道与治道：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三

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以治道为中心,以天道为终极渊源,以人道完善为归依的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探寻天道,追求人道,以达治道大行,是中国传统政治学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     

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论——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七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研究,必须首先改变现代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思路,回到中国传统自身原有的思维体系中去.只有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本作"整体性解读",才能真实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学自足性的体系特征,进而进行"创造性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