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

在"回向三代"理想的刺激下,宋代儒家士大夫为重建社会秩序,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究其因,这是由于宋儒本心的思想观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道与势的冲突.宋儒正是因这种内外冲突而不得不采取"得君行道"的方式,并且也正是这种内外冲突使宋儒"得君行道"的行为难以付诸实践.     

守先待后——清儒的一个重要面向

＂守先待后＂指的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中,得君行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儒者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之来者的一种生存目标。清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少有机会＂得君行道＂,又不可如明代士人那样＂觉民行道＂,所以如戴震这样仍＂以道自任＂的,只有＂守先待后＂,通过考据或义理解释先王之道。     

汉初儒者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下 ,儒者及其所任之道与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结合更为艰难。儒者叔孙通在与政治权势的结合中 ,表现出道与势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是以枉道从势为基础的 ,这部分地消解了专制政治权势给予他的压力感。贾谊沉溺于政治权势太深 ,他与政治权势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因此 ,贾谊的痛苦和悲愤非常深重 ,他所感受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更为强烈。武帝实行的政治是内法外儒 ,公孙弘所行之道亦是内法外儒 ,道与势的结合表现为整合、统一 ;他的从谀人君、曲学阿世的人格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势的压制和打击     

熙丰变法时期的利益集团与中央财政制度的变迁——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置废为例

与前代不同,宋初宰相不理财,但在王安石创置制置三司条例司、领导变法之后,宰相理财制有所恢复,并使宋朝财政制度由三司一元理财体制,转变为宰相领导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或司农寺)—提举常平司理财和户部尚书所领的户部—转运司理财的二元理财体制.在宋代中央财政制度变迁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置和罢废是关键,而制置三司务例司置废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更是推动北宋中央财政制度变迁的动力.     

道与势之间──传统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及其命运

在中国历史上,以士人为其载体的道统和以君主为其载体的政统,二千多年来其恩怨纠结难分,作为一种异于政统而又对政统构成制约的力量,道统虽不断遭到来自政统的压制和迫害,但其精神不死,风骨永存,在艰难的时势中不断奏响一曲曲灵魂的赞歌,维护、滋养着一个民族不灭的高贵品格和精神风貌。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

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帝制的制度原理和政治特征是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材料.本文从理念与制度结合的角度,考察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看,隋唐法制体现了一批重要的政治理念,其主要政治特征是强调德本刑用理念,注重法律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依法断罪理念,维护在既定法律面前的司法公正;强调官吏守法理念,把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贯彻礼法结合理念,全面维系政治的、社会的和家族的等级结构;强调皇权至上理念,严格区分君臣界限,重点维护皇权尊严和特权.     

相生,抑或相克?——从政治角度审视我国反垄断法的"生态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内核,"垄断"①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是"竞争"的异化."垄断"作为竞争的"非常规性形态",其对市场经济的害处已被历史彰显无疑.目前,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反垄断法,但是执行难等问题却阻碍了我国反垄断法的应有功能与效力.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我国古代政治格局、制度及文化等几个维度进行一些探究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是有所助益的.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人,在世俗与神圣之间——论赵德发长篇新作《乾道坤道》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和宗教诉求之间能够达成同构关系。在新中国文学中,《乾道坤道》全景式独具特色地描绘出当代中国道士群体形象,进而提供出道教文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参照价值。人之有限性的生命,恰恰存在于世俗与神圣"之间"。道教承载的普世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道教文化可以有效地成为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乾道坤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弥足珍贵。     

“昭穆制”的历史意义与功能——婚制、宗法与家族政治摭谈（一）

昭穆制（the right side position in ancestral temple）是古代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穆制应当缘于两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系氏族分宗,班位在两系中轮流变动这一根本原则,其本质在于昭穆之间互通父子,且昭与昭、穆与穆之间属于同族,而昭穆之间分属异族,及至后代,昭穆开始异变,成为合宗收族的一种礼法,开始表现为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务中据核心地位并有别于君统之外的制度。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女性之“道”与阴阳——从生殖崇拜浅析老子哲学的女性气质

《老子》一书不仅思考世界的起源、万物的根基,更是在这种思考当中,体现出了雌性、母性的特点,具有一种区别于其他早期中国哲学的女性气质,这从根源上受到了生殖崇拜观念的影响。老子哲学的女性气质在其论道的过程中有所展现,并且以对偶性因素展现出了阴阳之意的和谐共生。老子哲学不仅具有较强的母性关怀的气质,并且从形而上的角度为现实女性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哲学依据。老子哲学的阴性特质明显区别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阳刚哲学的气质,两者具有很强的对比性,却又殊途同归,都是阴阳和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老子哲学的女性气质乃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宽宏善韧的哲学根基,不可或缺。     

各自为战抑或互通款曲?——小议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

在古典宪政主义时期,基于自由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宪法基本权利体现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民事权利体现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者在权利客体上有重合部分,但在请求权内容上则是相异的。在现代,出现了宪法基本权利适用范围膨胀的趋势,其典型代表“宪法第三人效力”已涉及到传统的民事领域。对此,宪法学一方面要对相关理论与制度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另一方面也应谨守宪法规范的界限,确保宪法和宪法基本权利能够在适当的范围内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不可说,不说——对庄子"道不可言"的一次后现代解读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内容博大.其中,在老子的一系列辩证命题中,都体现了正言若反的特点.在庄子看来,欲还大道,需绝圣弃智,同时,"道"的特点之一即为"道不可言",欲还大道,亦需拥有"与天和"的审美心境.解读老子和庄子的上述命题,对于深入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帮助.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