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     

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尚书》《周易》历史变动观念之比较

《尚书》与《周易》同为儒家重要经典,历史变动观念都很丰富,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它们既有很大的可比性,又极具比较价值。从具体内容看,二者的历史变动思想既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又有区别。二者都染上了古代中国方能有的思想特色和文化内涵,亦即实用理性主义色彩。     

常州学派与《尚书》之“微言大义”

常州学派虽以公羊学名家,但《尚书》学同样是其重要研究领域.常州诸子治《尚书》,以阐发“微言大义”为主,通过议论《尚书》中史事、诸经互相发明、解说圣人笔法、旁参宋学,对《尚书》经文作全新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公羊学的影子,同时也受到宋学的影响.     

《尚书》“德治”探微

《尚书》首先强调的是君王之德，并要求“德纯一”，力戒“三风十愆”。并提出了君王之德与治政养民的辩证关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揭示了“慎徽五典”、“明德慎罚”等实施“德治”及法、德相济的几种有效方式。     

《尚书》治道略论

《尚书》这部重要的历史典籍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首先,要确立一个最高的治理原则,组织中的任何人都要服从这个原则,即使是最高管理者也不能例外。其次,要确立老百姓之于国家的根本地位。《尚书》指出,只有老百姓安宁了,国家才能稳定。第三,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是没有资格贪图安逸的,如果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就会导致组织的溃败。第四,管理者必须明德修身,修身是成功管理的根本。管理者不仅要有作为一个人的德,还要有作为管理者的德。所谓"德惟善政",就是指管理者的德要体现在管理上。在控制管理方面,《尚书》提出了"慎罚"的思想。     

论《尚书》的忧患意识

《尚书》的忧患意识可概括为以下方面:永敬大恤要牢记;居安思危终不困;慎终如始事必成;慎行节俭谋长远;兢兢业业履薄冰;重大事项需审慎;经常反省助成功;懈怠嬉戏应戒除;"三风十愆"终亡命。上述各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居安思危防祸患是核心,兢兢业业常反省是保证,审慎警觉是关键,抵御淫乐是底线,敬天顺民是根本。     

两汉《尚书》学的谶纬化

两汉今古文<尚书>学与谶纬之学关系紧密.西汉时.谶纬思想与<尚书·洪范>"庶征"理论产生互动,直接影响了今文<尚书>学的研究特征.东汉初,随着谶纬的官方化,<书>类纬书成为<尚书>学谶纬化的成熟标志,并因其"内学"之崇高地位,随后即对不善说阴阳灾异的古文<尚书>学也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两汉<尚书>学便整体显现出一种谶纬化的倾向,为两汉<尚书>学带来突出的时代特色与学术特征.     

知人与官人——《尚书》用人之要管窥

治政之要惟在官人,官人之要惟在知人。"长于政"的《尚书》,在载记上古帝王知人、官人治政范例中,蕴含许多中和的用人理念,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明明,扬侧陋;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等等。选贤任能攸关诸事之成败,《尚书》中的知人、官人理念,与我国当代德能兼备的用人标准,确实具有很多不异之处,其核心要旨对当代的用人之道多有指导价值。     

《尚书·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

《洪范》是《尚书》中反映殷周之际政治思想成就的一篇重要文献,自汉代至清末,它都是《尚书》学研究的中心。刘节于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新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挖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论《尚书》的文学价值

本文从《尚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其文本的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对其文学价值加以系统的考察。认为《盘庚》篇实为中国最早之散文;《尚书》在语言技巧、场境描写、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     

教导与用心:《尚书·洪范》和《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政治思想比较探究

《尚书·洪范》是中国西周初年史官所笔录的箕子政治思想陈述;《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The Instruction of Merikare)是古代埃及第一中间期(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Ancient Egypt)赫拉克里奥坡里斯王朝(Heracleopolis Dynasty)君主阿赫托伊(Wahkare Khety)在世时为其继承人美里卡拉(Merikare)所留下的一份政治遗嘱,该作系统反映了古埃及这一时期王权责任理念。两者都是上古时代统治上层人物对怎样施政治国进行思想阐释的系统体现,又都具有在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确保统治稳定的理论创新意图。由于两种文明的人文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不同因素作用影响,前者成为以皇权与神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理论之源;而后者则逐渐形成极端君主个人专制思想。     

凤凰来仪与民族和平

《尚书》所载"凤凰来仪",作为《韶乐》表演的一种结果,其深刻含义是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亦即排除战争、刑罚等等人身利益冲突的政治行为。它是三代之治、唐虞之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历代中国人关于人身安全、人际关系、民族关系乃至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理想与梦想。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的酒德

《尚书·酒诰》与《诗经》中写酒的诗篇所反映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都与周初崇尚节俭的政治思想有关 ,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诗经》产生的时代 ,已经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用酒制度 ,各种礼仪都离不开酒。《诗经》中写酒的诗篇体现出了两种精神 :一为饮酒观德 ,二为戒溺酒。周人既重礼又重德 ,饮酒之是非得失 ,看其社会效果如何 ,是否合乎礼仪 ,有否酒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