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城市的歌手——论惠特曼的人文自然观

惠特曼歌唱自然,歌唱现代工业文明。在他看来,宇宙涌动着生命,人、自然、城市与世界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他崇拜自然、主张万物平等,将城市看作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系统。这些思想构成了惠特曼独具特色的人文自然观。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将这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内容与别具一格的形式和谐而完美地融为一体,唱响了一曲自然与城市的交响曲。     

数字听觉人：数字时代的声音主体与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引发新的听觉行为和知觉方式的出现，“数字听觉人”作为新的主体形态应时而生。数字听觉人具有流动性收听、具身性、节点性、连接性等特点，能够在情境性身份中形成场景化社交圈层与共在式情感共鸣，以及通过声音入口与智能语音媒介构建“生成式”联结和智能栖居生态，重构“在家”的意义，绘制随时在家和陪伴在家的栖居图景。数字听觉人以“断连”的方式构建私人声景，实现“专注自我”的栖居之境，同时能够在虚实互嵌场景分身在场中创生出自我的声音价值和存在意义，从而构成数字时代以声为媒的声音景观和文化表征。数字听觉人作为声音媒介和声音意义秩序的主体呈现了独特的认知机制和传播路径，为反思视觉弊病提供了一种来自声音的具身性实践，也为当代数字化生存状况提供一种理论问题和切入框架的思路。     

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儒学能为21世纪新生态文化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可以对21世纪新生态文化的建构提供贡献。儒家生态思想有三个关键命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潜藏在这三大命题之中的是五个核心价值理念：和谐，和解，天人合一，联系性思维，以及有机体论。在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关系在于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于“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儒家思想中的“仁”学，以及以分享、包容、同情、责任作为核心价值的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在建构新生态文化中具有关键地位。     

城市生态权利:问题本质与现实建构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等的动态统一,当代城市生态系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生态权利是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其内涵可从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法理学等维度加以认知。城市生态权利是对权利主体权益与责任的规定与整合,其本质是对城市生态空间中人、自然、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确认、调整与优化,城市生态权利的实现需要生态权利意识、经济理性逻辑、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层转换。建立一种符合生态正义、经济运行规律、法律规制的城市生态权利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城市生态权利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上海城市的空间置换与人口再分布

上海的人口分布不合理由来已久，市中心区人口过密及与之相联系的“膨胀病”等问题，加剧了上海市城市空间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虽经多年的努力，但仍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口的再分布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未采取城市空间置换这一措施。90年代以来，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揭开了城市空间置换的序幕，随着城市空间置换的全方位展开，带动了人口的位移即人口重新分布。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在上海现阶段仍然处于集中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进行城市空间置换才是疏解市中心区过密人口、促进…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 “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 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 及“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为此,必须体悟既非自然中心主义,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以自然而 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     

建设性人居与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审美

建设性人居环境是生态性和审美化和谐一致的环境,是人的健康生存并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环境。人居环境生态化内涵居住条件生态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是在自然与艺术的统一中趋向生态审美化的环境构成。审美化的城市人工自然环境是建设性城市生态构成的主要内容,也是人居环境审美化的主要表现。人工自然环境需要绿色情境的生态支持系统,必然要成就人们从事诗意化生存的居所。     

中国城市“三生”空间高质量建设目标内涵解析

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生产空间的双重性要求集约高效目标下既要高效“利用空间”,又要高效“制造空间”;而生活空间的宜居性主要体现在安全有序、环境友好、公平共享、生活便捷、文明健康等五个方面,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的建设要把握好品质生活与公平共享、基础生活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发扬、阶段性建设与长期性建设的关系;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应以充分的森林绿植覆盖为基础,以水资源及水生态安全为前提,山水一体、相互依存,增强生态空间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能力。     

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城市住宅空间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城市空间拓展为大背景 ,从人是最具有“领域感”动物的观点入手 ,探讨了住宅空间发展中的诸多热点问题 :私有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依存关系 ,私有空间在人的价值上的“标签”含义 ,公共空间与城市发展水平提升的互动关系 ,城市的整体大空间与住宅空间的平衡发展等。并以中外城市空间扩张特别是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住宅区演变为例 ,阐明了人对私有空间的“占有欲”在城市空间消长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实施目标管理，塑造鞍山城市精神

坚持以“推进全面振兴，建设和谐鞍山”为目标，通过加快新型工业钢材装备业基地、先进文化、模范生态、法制诚信、和谐社会“五位一体”城市精神目标步伐，进而使城市经济发展与文化品位、档次相辉映，相辅相成，构建鞍山和谐社会，全方位塑造鞍山城市精神，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寻找空间和谐

美好的城市,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关系。缘着城市“空间”这一线索,我们得以理解和谐城市的“物”的层面的表现。东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是通过“空间”建立与重建人、自然、精神三者平衡关系的历史。虽然中外城市空间形态各具特点且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却共同体现了对于空间和谐关系的持续追寻。     

生态楼与城市环境革命

随着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市人口剧增而生存空间日趋缩小。在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 ,我们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怎样改善我们城市的人居环境 ?而当德国柏林 1994年建成第一座生态办公大楼 ,成为全球物业绿色革命信号的时候 ,实际上 ,就已经向我们启示了改善人居环境的具体途径 ,展现出城市环境革命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曙光。生态楼是环境意识生态原则、建筑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和高度统一。刻意利用建筑空间、发展城市生物生产 ,增加城市生物物种多样性和其自然生产力 ,以形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是它的根本特征。在生…     

人感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

随着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城镇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三化叠加”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演进。长期以来，国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来感知城市客观世界和物理空间，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该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难以感知城市空间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我国逐渐实践出以感知和回应市民诉求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为作用机制，以市民诉求为传感器，以扁平化结构驱动多主体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民意识别、风险研判、协商议事、科学决策和施策评估五方面的能力。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主义，其机制在于技术赋权驱动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构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应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发展路径，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要理解城市的社会系统，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针对城市复杂问题形成解决方案。     

筑建现代空间观的生态之维——西方现代生态空间观的哲学嬗变与城市规划

西方现代生态空间观贯穿于整个西方现代历史进程，它是一种利用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与文化生态学理论，重构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批判性话语。在哲学上，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相继完成了由祛魅到返魅的现代世界观改造，建立了人与自然、神性与俗性、政治改造与城市治理共存共荣的文化价值观。在实践上，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家改变着城乡对立的异化图景，以理性批判精神与乌托邦情怀规划城市美好蓝图，树立了以生态的设计理念拯救大城市、让城市成为人类宜居之地的光辉典范。然而，现代性视域下的生态空间观建构，在反思现代性核心理念的同时仍受其牵制，这是其之所以深陷文化悖反之境，并最终被后现代生态空间观所扬弃的根本缘由。     

自然契约、生态经济系统与城市群协调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对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运用系统演化论改造的EKC曲线从外部整体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综合水平的数量关系;运用嵌入自然契约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从内部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研究框架构建两大系统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成渝城市群为例取2011-2014年数据均值作为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成渝城市群生态经济水平契合系统演化序列;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实力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成渝城市群区域耦合协调整体偏弱,协调发展水平不平衡,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双核”结构,形成等级板块空间格局。据此,提出以下建议：城市发展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渝城市群应根据生态承载功能实现产业错位发展,通过区域互联互通、联防联控构建生态、交通、科技、市场等一体化区域,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群。     

湿地命题：一个文明反思的新视野

湿地话题近来陡然升温。人类学界的“湿地命题”更增加了反思的力度，不仅围绕生态，与《国际湿地公约》相契合，甚至将其延伸到了对历史的重大反思层面。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革命是对采集狩猎的一种进化和进步。决定农业革命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水利灌溉和栽培驯化。而农业革命对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形成都具有定型作用。我国的《禹贡》基本上也是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推展。近来人类学家斯科特则提出了新的理论，以“湿地说”替代“灌溉说”;对栽培和驯化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这些反思的观点对于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需要辨析。我国古代的“汭”,既非典型的“灌溉说”,亦非完全的“湿地说”,形成了中式独特的自然和历史形态，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范式。     

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与生态环境问题关系之辨

大多数环境主义者以“支配自然”为口实，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人对自然有意识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极限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把马克思视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这是对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加分析的结果。由于“支配自然”的目的和方式的异质性，马克思关于“支配自然”的看法也有着鲜明的不同。对于以“支配自然”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坚决批判其逐利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未来社会仍然存在的“支配自然”的事实，马克思在予以积极肯定的同时，还从其支配方式和支配目的中思考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质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存在“支配自然”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却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问题。     

从文化视角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

传统文化沿着人统治自然的方向发展，产生了威胁人和自然界的严重挑战。人类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必然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化，即“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建立了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以确保人类社会得以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