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

现代诠释学主要围绕解释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各个流派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使翻译研究也经历着一次次视角的转变。从对作者原意的不懈追求到考虑读者的感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之后又落实到文本分析,最为明显的转变体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上。以作者原意为圭臬的传统＂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到崇尚个性差异的多元化标准,翻译标准在一步步走向宽容、多元。     

翻译标准相对性的哲学诠释学观

从诠释学角度看,翻译的本质是解释。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历史性共同导致了翻译过程和结果具有解释性。但这并不否定翻译标准,相反文本的确定性和译者视域中公共视域的存在决定解释应有度。这一度动态而开放,进而决定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正是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辩证思想为基础的。     

诠释学与音乐文本的理解

一直附着在西方哲学层面上的诠释学 ,有其特定的哲学含义。音乐文本是以声音为表现媒介的艺术形式的文本。对它的诠释 ,既不存在唯一合理性 ,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它是不能穷尽的历史过程。对音乐文本的理解 ,重要的是音乐文本背后的问题。只有把对音乐文本的理解看成是对自己问题的答复时 ,才算合理有效地诠释了音乐文本     

译者隐形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尺度

翻译批评以翻译标准为指导,应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然而,由于翻译标准并不统一,翻译批评原则的确立和选择往往带有批评者的个人主观色彩,导致在具体操作中很大程度上无法使翻译批评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阅读是读者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的过程,译文要帮助实现这一过程,译者在译文中就应隐身幕后,避免干扰、影响读者与原作者的交流。译者隐形这一指标比较具体,便于从功能性、分析性和对比性批评等角度对译文作分析、评价。译者隐形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一个尺度,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从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尺度衡量,译者隐形这一指标可使翻译批评标准比较客观。     

从诠释学角度看中国旧诗的翻译

笔者通过英译中国旧诗的几个例子讨论诗"可译"和"不可译"的两面性。笔者将诗的翻译理解为诠释学所称"视阈融合"的过程,认为由于译者与作者在审美成规、文化背景上的疏离,注定了中国旧诗的不可译性。但是,通过翻译这样一个"力求获得共同语言"的过程,对文本的误读和误解恰恰可能意味着过滤某些地方性知识,而提炼出更加普遍的审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可译的,误译或许是通向正解的捷径。     

翻译批评简论

翻译批评是翻译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评价监控翻译质量,也可把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反馈给翻译理论家,以进一步完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所以开展积极的翻译批评是保证翻译质量,繁荣翻译事业的有效措施。     

论劳斯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

劳斯是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科学诠释学的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产生,在哲学上,其原因可概括为对"理论优位"科学观的否定、将海德格尔和福柯哲学作为理解科学的哲学本体论,以及融合英美科学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努力等几个方面.劳斯"实践诠释学"科学观的特征是:实践对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科学具有权力,科学是地方性知识.劳斯在科学观上的创新,最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理解科学的实践原则,批判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科学观,拓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文本类型的翻译批评导向——兼评赖斯的翻译批评观

该文以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为框架,将翻译批评和文本功能结合起来,探讨如何对不同功能的文本进行客观有重点的评价。该文认为,建立在功能对等基础上的文本类型导向的翻译批评模式,客观系统,易于操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即只有当译文功能和原文功能一致时,文本类型才是影响翻译批评的首要因素。     

翻译批评的范式研究

通过对翻译、翻译批评、范式等术语的解说，提出了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研究的重要性，结合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分析，指出翻译批评的范式研究也应该更新观念．扎实地开展工作，以促进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及翻译批评的进步。     

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之辨

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之争实际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论之间的矛盾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作品论"尽管反对以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的"作家论",主张封闭在作品结构中的"内在批评",但并没有彻底割裂作品与作者的联系。但"文本论"所倡导的肆意阐释或无限解读,看似尊重读者的无限自由,充分发挥阅读的"民主",但实际上是抛弃了批评的根据和标准,从而必然导致批评上的虚无主义,引起文学价值判断上的混乱。     

对跨文化翻译的哲学诠释学反思--理解、译解与解释的动态效应

伽达默尔合理的理论内核——从理解的历史性到视域融合，对当今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译者只能在不断展开与升迁的理解能力范围中与原文本的意义域保持一种动态的历史对应。在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透明互译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翻译标准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进的、难以最终确定的相对标准。     

关于汉藏翻译中语义理解之我见

翻译过程中原作语义的掌握是语义结构及语义表达的前提和基础。对语义的掌握不能仅靠语言平面去理解 ,而要根据原作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敲 ,以便准确掌握语义 ,完成翻译活动。     

《现代评论》译事商榷

本文以中国传统及近现代的译学理论和批评为知识背景,从《现代评论》中大量的翻译批评文本切入,考察它们关于其时翻译的“质”、“量”状况、翻译标准、译者学养、译著出版、重译问题及译界的学术语境等的探讨,分析其作为一种特殊文学批评的特征和它在学理上的贡献与缺失,并从中窥探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译事商榷的整体风貌。     

文学阐释多元化的诗学生成及意义

阐释多元化是文学释义的必然形式,本文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诗学理论,综合考察作者、文本、读者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从文本的开放性结构、作者"原意"的未定性和读者的阐发作用三方面,揭示出文学环境中阐释多元化形成的因素及其意义。     

形式主义“文学性观”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观”认为文学形式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这一观点如应用于文学翻译则有特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对“重意轻形”的翻译传统进行重新审视,本着翻译的“差异性伦理”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形式与意旨,同时在翻译实践中对原文的形式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轻易牺牲原文的形式,做到文学翻译的形神兼具、形神俱佳.     

关于翻译批评的思考

翻译是人类的一种高级的思维活动,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和辩论。作为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一直争论不断。这些争论围绕着翻译批评的性质、功能、标准与方法展开,至今尚无定论。     

《锦瑟》英译中的诠释多元走向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主题。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锦瑟》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为历代爱诗者所珍爱,因其丰富的想象和频繁的用典构成了各种朦胧的意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同时也给译者留下了极大的创造空间。《锦瑟》一诗的多种诠释和英译论证了诠释学三大重心走向对古诗英译的借鉴意义,诠释多元是产生不同译本的必然因素。     

生态批评三人谈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与20世纪许多批评流派产生的原因不同,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来自批评家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生态危机的现实压力和迫切需要。放眼当今世界的学界,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都出现了与生态相关的新发展,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批评家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批评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