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

关于黑恶势力“软暴力”的规定方式、“软暴力”与暴力性手段的关联程度、“软暴力”手段的阶段性特征和恶势力的制度定位,最新规范文件与既有规范文件的规定有所不同.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司法观点认为,“软暴力”可以是恶势力形成的基础性手段,恶势力利用“软暴力”实施的犯罪,无须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更无须以暴力随时付诸实施为条件.在“恶势力”已成为半正式制度的背景下,应当以法治思维为基础,以对规范的实质解释为方法,以刑事政策适时调整的妥当性为基准,明确恶势力及其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认定规则:以暴力性手段为基础,或者暴力性手段在全部违法犯罪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力,是认定恶势力的必要要件,也是恶势力构成具体犯罪的手段特征.涉刑事案件的“软暴力”,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软暴力”、恶势力的“软暴力”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软暴力”三类,各有其特征,应分类判断,不可混淆.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论组织乞讨罪的“暴力、胁迫”手段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暴力既包括有形暴力,也包括无形暴力.暴力只包括直接暴力,间接暴力则属于胁迫.本罪的胁迫既可针对被害人本人实施,又可针对他有或者财物实施.暴力的下限应以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为标准,而胁迫则要求达到了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     

论参与公诉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风险规避

因受传统法律观念影响和公安机关规避执业风险的现实需要,大多数轻伤害犯罪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均通过刑事公诉方式进行处理。由于犯罪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司法存在缺陷,导致参与刑事公诉程序的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通常承担着较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和物质损失获得有效弥补的或然性。为合法规避这种经济风险,现实生活中轻伤害犯罪被害人可积极申请刑事和解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强奸罪与抢劫罪之客观行为的异同

强奸罪与抢劫罪条文表述都是为以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但是从刑法体系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两者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抢劫罪的暴力包含了故意杀人的情形;抢劫罪的胁迫仅限于暴力胁迫以及当场实现。抢劫罪中对被害人压制反抗的程度是高于强奸罪中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的。此外,强奸罪与抢劫罪两罪"其他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抢劫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必须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的,而强奸罪中,被害人不知反抗的状态既可以是被害人本身存在的,也可以是行为人引起的。"故从犯罪的客观行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先前的抢劫行为对被害妇女形成的精神强制是可以评价为强奸罪的手段行为的。也即当抢劫罪已经既遂之后,行为人借由之前产生的手段行为使得被害人自身产生恐惧心理来强迫被害人进行性行为,这应当能认定为强奸罪的客观行为。     

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新论

违背他人意志并强迫与之进行交易是强迫交易罪的核心特征;该罪的成立须以暴力、威胁手段为前提条件且发生在商品、服务交易中;暴力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对人的“暴力”程度限于轻伤,对物的“暴力”不能作用于“数额巨大”的财物;“威胁”须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意志自由的程度。此外,该罪中的“服务”必须是合法的服务。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对于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的死刑限制功能,具有重大的司法意义.     

“猜想—反驳”与“组合爆炸”

波普的知识增长论否定归纳法在科学中的作用,认归纳为神话,从而否定知识增长的“积累主义模型”;他提出的新的知识增长理论认为,通过“猜想—反驳”知识才得以增长,其程式为:“P_1→T T→EE→P_2……”,即“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错→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建立了与堆积知识大山的积累主义相对立的“间断模型”。在知识增长论上用“猜想—反驳”法否定归纳法,具有一定变革性意义;然而“猜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人权保障背景下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权益的保障正在得到加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护的观念,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取得了充分的关注。但是,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障权则明显不足。因此,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点,对其权益需要优先和全面的保护。以此为原则,完善"未成年被害人"制度,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以及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救助等制度日显必要,以彰显人权保障的"双向保护原则"。     

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补强正当防卫的证明研究

防卫意图是证明正当防卫成立的要件之一，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难点。运用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可以补强防卫意图的证明。品性与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被告人面对具有暴虐品性的被害人，往往会产生恐惧、紧张、愤怒等情绪。重视对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的运用，既可以补强证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也可以从防卫意图上解释“防卫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认定中的难题。加强对被害人暴虐品性证据的研究，这既是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精神的要求，也是对不良品性的贬损，有利于营造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     

绑架罪客观要件争议问题的再探讨--以绑架罪的犯罪客体为理论视角

绑架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和第三人的自决权。立足于这一视角,绑架罪的客观行为是复合行为而非单一行为,其犯罪方法除了暴力、胁迫、麻醉外,还包括其他手段。本罪的成立不要求“以将被害人劫离原处所”为要件。     

论个人信息概念的不确定性及其理论应对

通过解构分析可发现,域内外个人信息定义在形式结构上分为“概括式”与“概括+列举式”;在要素结构上分为“识别效用式”与“关联关系式”;在风险结构上分为一般类型与特殊类型。当前,个人信息概念面临着识别标准难以认定、风险等级难以界分等不确定性困境,其问题症结主要在于技术驱动和认知迭代对个人信息范围的持续拓展。为应对这种困境,需要对以标识信息为重心的既有进路进行检视,从而文章提出了一种更契合个人信息本质的包含指称性构件与描述性构件的二元内涵架构,并解析其运行逻辑。厘清个人信息内涵的二元架构,对明确个人信息认定的客观依据、明晰个人信息概念家族图式的内在理路、明朗个人信息内部区分的风险考量以及尝试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等具有不可或缺的实践价值。     

被害人二次被害与不当司法行为的成因及对策

由不当司法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二次被害,作为一种隐性的司法现象,应当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被害人二次被害一般是由社会因素或司法因素所导致的心理伤害,其中司法因素即指不当司法行为对被害人的侵犯。不当司法行为作为一种与司法人员职责要求和职业规范相悖而应承担责任的实际不当行为,造成被害人诉权实现受阻,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不当司法行为造成被害人二次被害,是由法律规定缺失与粗糙、司法功利化的不良倾向以及公力救济为主的刑事司法格局对被害人排斥三方面原因所致。为尽量避免这种二次被害,可从预防的角度细化司法人员的行为规范,赋予被害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提升司法人员被害人保护意识。从补救的角度完善控告、惩戒与赔偿机制。     

庭审中被害人诉求的程序性保障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升为当事人,相应地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被害人的司法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由此,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享有了与被告人基本对应的诉讼权利,使其在审判阶段可以方便地参与诉讼,使司法机关直接听取被害人对惩罚犯罪的愿望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赋予被害人的那些诉讼权利并未真正保障被害人充分地参与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完善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一些权利以更好地保障其诉求的实现。     

司法实践中抢劫罪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抢劫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含义应扩大理解为行为人具有永久性或者暂时性剥夺他人财产权的故意;其暴力的对象应包括在劫案现场的所有人,暴力的程度须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暴力的作用应是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使被害人处于不敢或不能反抗的状态,暴力的目的是为了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当场"是抢劫罪的时间、空间、人物特征,当场的内容由当时、当地、当面三个要素构成;抢劫对象财物应既包括有体物、无体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     

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

恢复性司法是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一种被害人司法。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全面性、实质性和有效性。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恢复包括物质与精神损害恢复,以及人际关系恢复两个方面。从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害人人权这个宗旨来考虑,恢复性司法原则上不应当为被害人设定责任。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论公诉案件被害入上诉权的功能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没有赋予其上诉权。本文认为被害人上诉权具有纠错、防错功能，安抚、说服功能，平衡利益关系功能．保障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功能以及维护司法统一适用等功能，被害人上诉权的功能决定了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之必要性。     

论强奸罪中的被害人同意

"未获被害人同意"是强奸罪最基本的构成要件要素。暴力、胁迫等手段是被害人不同意的外在表征。被告人排除成立强奸罪要求被害人存在同意且同意有效,同意有效首先要求判定被害人具有同意能力,然后结合暴力、胁迫等手段的强弱具体分析。据此,轻微暴力或胁迫通常不能使同意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