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一桩公案

甲骨学名著<殷虚书契考释>乃罗振玉所撰,此在王国维生前从无疑议.但在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少数王门弟子以及傅斯年、郭沫若、溥仪等,逐渐由怀疑而遽将此书著作权归于王国维名下,遂铸成古文字学界的一桩公案.其实,王国维在许多文章及通信中都详细描述过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进程,其中颇多对于罗振玉撰述此书的记述,略无隐言;而罗振玉则不仅将自己著作此书前后的心理变化坦陈无遗,而且对其后续增补经过也留下了细致的笔墨.就全书的形式和内容来看,王国维作为书写者和补正者的形象原本是清晰的,但由于罗振玉的政治身份以及晚年与王国维交恶的事实,遂导致学术界故意抬王压罗现象的产生.梳理这段学术含量极低的学术史,对于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一个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不无意义.     

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

关于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在很早以前,曾有一个时期,盛传乃王国维氏所作。以罗氏之才识与学风,不大可能,这本来是早已不成问题之事。乃近来因为开展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这一问题又复旧案重提,甚嚣尘上。除了张舜徽教授在《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一文所引的一些论述之外,又如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周君适所著《伪满宫廷杂忆》一书,也仍然还说: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编纂考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罗振玉从天津到北京为王国维经纪丧事,并提议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罗振玉被推为总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即得以编纂印行。《观堂集林》与王国维手订“补编”首度合刊,《静安文集》虽未得及时列入,但搜集集外文的工作也已开始。赵万里在遗书编纂中厥功甚伟,罗振玉门生与诸子也在编校和补正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遗书对整体呈现王国维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王国维家人后续生活来源提供了一定保障。赵万里后数年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对罗刊遗书作了新的勘误、结构调整与文献增列,后出转精。罗振玉为王国维编纂遗书功高而不居,与其晚年与王国维交恶而带来的负疚心理有关。作为第一部具有全集意义的遗书,罗刊遗书奠定了此后诸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应得到充分估量。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诗笺证稿

兹篇文字,为陈寅恪悼王国维词作注。随诗注一一指出:寅恪此诗并序,实仿效唐代白居易与陈鸿共撰之《长恨歌》及《传》,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1924年,即所谓"中元甲子",为关键之一年;此前清室中人暨遗老遗少,尚寄望于复辟;此后则知为"坐守寒灰"。而王国维自沉,与此心境之转变有关。就其时之时势而论,观堂自沉,实为代宣统皇帝溥仪"受戈",欲令北伐军"引甲而退七十里",甚至"引甲而归",以求能保全"吾君"溥仪。而寅恪之立场,与王国维相近,故能于王国维之政治立场有同情之理解。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On Analysis of the Author of"the Progress of the Old Chinese Learning in Recent Twenty Years"——And Discussing Its Academc Significance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王国维与《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兼论王国维的学术转向

《东山杂记》与《二牖轩随录》是王国维辛亥以后旅居日本京都时所写的学术札记 ,未收入《王国维遗书》。本文简略介绍这批资料 ,并进而利用这些资料探讨王国维辛亥以后从文哲之学转向古史之学的动因。     

“遗老”视角下的清代学术史——以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为核心的论析

清季民国之时,学界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较为充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清学史论述成为主流,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却很少被关注,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就是一个典型。《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述,不仅有突出的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罗振玉固有的文化、思想理念以及对民国学风、世风的不满,回应现实的意味浓厚。相较于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相关著述,《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坚守中国学问体系,以固有学术立场解析清代学术,西学成为排斥对象,与罗振玉的早年作为和交汇中西的其他专业著述颇为相异,这是他出于自身的文化、学术立场之考量而有意为之的结果。     

罗振玉、王国维与故宫文物的保护、研究述论

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至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故宫,以溥仪为首的逊清小朝廷不仅占有紫禁城的“后庭”等空间,也占有着大部分宫廷可移动文物.一些效忠小朝廷的学者,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利用出入紫禁城的便利条件,对宫廷文物展开学术研究,其成果承先启后.由于小朝廷的封闭性,当时紫禁城内、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未能与外界充分交流,亦未能形成富有生机的故宫学研究队伍,但故宫学的萌芽却由此发生,客观上为故宫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故宫学、敦煌学和简帛学的交融.     

王国维之死与叔本华哲学

王国维之死与叔本华哲学单世联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在学问事业上正如日中天的王国维先生，以５１岁的盛年在北京昆明湖自沉身死。没有令山河变色，没有使历史改观，却仿佛是一石投湖，在近代知识分子本已不宁静的心灵上又增加了几许波纹，叹惜、哀挽，迢思……即使今天，...     

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溯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提出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影响颇大的"清学三阶段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精炼的论断,除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罗振玉、沈曾植等人的影响外,极有可能是源自邓实1905年发表的《国学今论》一文。考诸清末文献,将清代学术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可能并不是邓实或王国维的创见,而是清末学人对清代学术发展反思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可能还有更早的渊源。在参校文字异同的基础上考辨思想、观念源流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对探研王国维"清学三阶段论"渊源这一研究课题有效,而且对梳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发展历程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逊清小朝廷与故宫学的萌芽

以溥仪为首的逊清小朝廷不仅占有紫禁城的"内廷"等空间,也占有着大部分宫廷可移动文物。一些效忠小朝廷的学者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利用出入紫禁城的便利条件,对宫廷文物展开学术研究,其成果承先启后。由于小朝廷的封闭性,当时紫禁城内的学术研究未能与外界充分交流,亦未能形成富有生机的研究队伍,但故宫学的萌芽却由此发生,客观上为当代故宫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故宫学、敦煌学和简帛学的交融。     

黄宗羲的管理思想探析

黄宗羲 (16 10～ 16 95 )是明末清初一位博学的思想家。一生成就宏富 ,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黄宗羲生活的年代 ,正值明清更迭的动荡时期。黄宗羲深遂地看到当时制度的种种弊端 ,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对管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明夷待访录》 (后简称《明》)一书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一系列管理思想。顾炎武赞该书“百王之敝可以复起 ,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迄今为至 ,学术界对黄宗羲的关注 ,还少有人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去透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于管理的贡献。1 政治管理思想　《明》书共有 13篇 …     

《殷虚书契考释》“王著罗窃”的由来及驳辩

《殷虚书契考释》本罗振玉之作。一部分人却认为是王国维所作,罗是窃取者。然据多方真实可靠资料可知,王著罗窃之说十分谬误。漏洞百出,不可凭信。     

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近代新史学的理论建设

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近代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光华一、史学革命及其面临的问题戊戌维新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史学思潮。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手校本《书》中《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要撰著不同于旧史著的...     

《三体石经》刊刻时代考

】《三体石经））-Tq刻的时间在历史上有两种说法，源于《后汉书》则称为汉末所刻，源于《晋书》则称于魏正始年间所刊。历史上主汉者有杨衍之、张参、司马光、欧阳柴等人，主魏者有魏收、郦道元、赵明诚、王昶等人。主魏者在近现代有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张国淦、孙海波、吴维孝、于右任、刘传莹、马衡等人，而主汉者只有王照留有几乎没有影响力的文字。本文从史籍、文本、书法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论述《三体石经》属于汉代所刻。     

宋代人口资料统计问题--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求疵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影响广泛,但限于当时条件也有不少问题。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准,将其对《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的户口统计进行核对,指出其版本之异、移录之误、排印之错,并经重新计算,对其统计的错误也予以订正。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云南地方文献书目述略

地方文献书目之内涵 地方文献书目是揭示报导有关某地区自然和社会方面的文献信息而编制的书目,能提供一地的全面材料,反映一地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及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以便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服务。 我国记载地方著作的书目始于北齐、北周之间,据唐人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记载:“近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校仇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近代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认为:《坟籍志》一书兼传记方志之体制,然专录一方人士之著作,实开后世方志著录书目之风气。 隋唐时期成书的地纪及图经,多纪一地舆地、四至道里、物产及风土,很少著录艺文。宋代纂修方志,借鉴“正史”始有“艺文”之著录,如施宿的(嘉泰)《会稽志》、范成大之(绍定)《吴郡志》通过“杂记”录整篇诗文,但无书目。南宋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撰《剡录》,卷五有书有文,既列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玄等十四人著作及阮、王、谢三氏家谱共43部,又移抄谢安戴逵等人有关剡(浙江嵊县)的单篇文章若干篇,实开地方志著录文献图书之风气。 专录一书以述一地著作,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始于明万历年间山阴人祁承(火业)的《两浙著作考     

楚怀王丧葬礼与屈原《哀郢》题旨甄微简

《哀郢》题旨与《哀郢》篇名是否为屈原自拟有关。从《九章》及其诸篇命名来看,《哀郢》篇名可能为汉人所加,这种情况下“哀郢”的命名应与当时人们眼中的屈原流放经历密切相关,这也是明清之前普遍认可的对《哀郢》题旨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汉人对屈原之放的认识,与作品本身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人重新解释屈原放逐背景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出于对汉人解释的补救或反拨,明清之后诸多新说大都细致阐发屈原放逐背景,并与《哀郢》篇名相联系,较之汉人进步明显,但它们由后人视角出发,史料论据多不足,常存在附会理解。若《哀郢》篇名为屈原自拟,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哀郢当与怀王客死归葬联系紧密,取《周礼》“以丧礼哀死亡”之义。《哀郢》以哀郢都怀王之丧葬始,哀自身流放不能返回郢都终,屈原自拟《哀郢》篇名当隐括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