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之喻:“看不见的手”的政治阐释——略论康德的自然政治秩序观及其当代意义

“森林之喻”表述了康德的自然政治秩序观 ,其寓意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天才比喻异曲同工。这种自然政治秩序的本质特征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秩序 ,实现这种秩序的主要方式是理性“启蒙”。由于“森林之喻”构成了“看不见的手”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 ,因此 ,它对于我国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启示     

存在的"悲剧性"与悲剧性"存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一

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目前学界已有初步共识.而(准)悲剧风格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之一.虽然中国文学历来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意识资源,但经典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经由王国维到鲁迅传递到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体现出一种既具西方因质又兼容东方底色的悲剧品格.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品性呈现出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过客"式悲剧风格类型,它崇尚由尼采的酒神冲动所导致的毁灭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最逼近经典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格调;其二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与理性的现实存在之间冲突所引起的生存之悲,它更倾向于对悲剧精神所承担的艺术拯救,也更富于审美蕴藉和艺术冲淡意味;其三是对庸常性生存和经验化存在的一种悲切之思,其沉沦化存在本相的书写与东方式命定观的相互制衡形成了悲剧性的张力结构.     

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为什么要重读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自杀故事中讲述了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社会主义人民的集体性主体,而是在后者解体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具有文学共和的潜质。     

“象喻”思维论

"象喻"是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它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立象见意"为目的,通过象征、联想、类比、暗示等方式,以整合的、情感的方式表述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不仅为仿效事物的形体提供范式,而且用以揭示背后的意义、思想和情感。考察"尚象"到"象喻"一脉的发展衍变,可以发现,无论是附在六十四卦《象传》中的推衍,还是《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说法,乃至诸子之学的理论升华,均明确地传达出在古人思想中业已存在着一种观念形态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有着复杂而内在的关联。     

泛文学时代与文学的媒介化脉动

在泛文学时代,文学的媒介化脉动十分明显。这种脉动由媒介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媒介化合力形成,它不仅导致文学性的外流与他用,而且也导致文学深度或意义的淡化与丧失。但媒介并非只是解构,它也在建构着新的文学寄寓方式与表述系统。文学的媒介化是拓展文学生存空间的一种策略,媒介的文学文本是泛文学时代的新文本。     

探寻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评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中国现代诗学是一种与中国古代诗学具有断裂关系的话语,它以白话自由体诗作为主要阐述对象,以理论性的抽象概括为其表述方式.突破了传统诗学在表达方式与思维上的局限性.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种诗学体系.它使中国诗学真正完整地实现了内涵与形式的现代性转变.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特征及成因说辨析——兼申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构架承重方式,区别于砖石承重结构的世界其他体系的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中国这种特殊建筑体系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影响下的宫室本位思想,即中国建筑以人居宫室为本位,以居住生活的舒适方便、自然和谐为首要选择,着眼于现世的荣华富贵,并不注重和追求对居住生活者自身来说虚不可见的永世长存的形式.中国木结构建筑轻灵、宽松、敞快、活泼的格调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态度正相适应.     

关于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一种追问——基于中国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影响的考辨

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本质观念的传统哲学基础,具体到对文学本质观念的影响及理解上,即是经由一种政治伦理诉求的元叙事模式以获得合法性认同,其经典的合法表述,就是中国传统而正统的文学"载道"说。中国传统的情志合一文学本质观念,是在文学"载道"这一文学本质言说的合法性认同表述中获得合法存在的,在此认同表述中,政治伦理构成文学合法与否的依据,能为其所容纳的情感诉求也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的认同,而不是放任个性化情感的抒发,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教化目的,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学的主导倾向与整体面貌。对此,显然不能不予以厘清与分辨,否则,谬矣,而这也正是所谓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观点及其抒情传统论的理论误区所在。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和解”美学的现代性生产与跨族群想象——以“康巴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表述是一种再造主体性行为。由于“康巴”地域的异质性及其表述历史的晦暗不明,“他者”表述成为“康巴”形象/记忆建构的基本方式。以还原“真实的康巴”为修辞论目的的康巴文学,亦时常被纳入“地域文学”意义生成谱系框架加以研究。然而,当前学界以康巴文学地方性知识景观叙事性特征而将之纳入地域文学阐释逻辑,以其对地域性景观的真实性表述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志,其实误读了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康巴文学不是张扬“对抗的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述,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只是受制于后学理论话语影响,多民族文学的“和解”美学生产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     

让理论发散出感性的灵光--王安忆《心灵世界》给我们的启示

王安忆的<心灵世界>是小说理论当中的别一种风景,其浸透着个人生命体验的表述方式洗去了理论的灰色铅华,而其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又让感性的灵光在逻辑的框架内闪烁,这是一种回到文学本性的理论言说方式,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制度下的战国散文考察——论比兴于诸子散文修辞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战国散文勃兴与制度的关系尤为密切.文学制度是文学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场域"和"套路".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比兴,散文的兴起与春秋时期行人赋诗制度相关,而由庙堂赋诗之风到子家专门著述实际是诗家比兴制度的推阔和展开.战国散文由譬喻到寓言的发展维系着比兴方法由低级向高级的迈进,这一过程中<墨子>散文具有关键作用.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一种新传统犤１犦，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     

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独立的诗学传统,它规范并生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历史传送到中国现代,却出现意义和表达的双重危机。在反传统而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学意义表达和形式创新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讨论基督教被中国文学所体验和想象,成为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意义传统和表达方式,进而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所呈现的本土性与西方性问题。     

先秦诸子之前“中和”观考释

夏代之前,"中"大致既与方位空间相关,暗中关联到夏代宫室结构与王权意识,也与中分、对称的意识相关,可能与住宅建筑、工具制造中的对称均衡原则暗合。而"和"可能主要表现为音乐演奏中不同乐器的谐和,这种谐和的形式犹未完全脱离巫风,可能亦含有"和天地人神"之意义。到了商代,"中和"之观念既包含了殷商之人彻地通天的意识,也表现了为求通天(含颂神之义)而进行的有秩序的乐舞活动。伴随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同步生成、发展的礼乐教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和"在夏商两代所具有的具象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从而使之包含了更丰富、更具抽象概括性且更加明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内涵。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巧用趣喻献良策妙言君道源人性——论趣喻的 "共识效应"及认识论价值

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去讲解抽象、深奥的道理,即是所谓趣喻.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儒、鸿儒用"趣喻"去宣传礼法,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并为君王所借鉴,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君道·人学"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趣喻融深刻的哲理与生动的比喻于一身,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现统一的典范.趣喻具有形成"共识效应"的认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