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及其启示

在目前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陷入僵局、《京都议定书》实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各国的国内立法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气候变化立法形成了两个阵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墨西哥、韩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形成了包括综合性立法模式、专门性立法模式、政策性立法模式、分散性立法模式在内的多种立法模式。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立法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发展的主要力量,值得我国借鉴与参考。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

在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新时代的智理属性,既是中国特色数字化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建设,以及乡村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推动这三项内容。乡村数字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现。其中,初显轮廓的浙江模式、湖北实践和贵州经验,分别代表了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的实践样本,值得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研究。     

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发展的趋同现象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公司治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有效公司治理的途径,英美和德日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都存在一定弊端,需要不断改进。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呈现出趋同化的倾向。我们要很好地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努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的,能与国际接轨的公司治理模式。     

基于知识图谱的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研究

发达国家在乡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经验与实证可行的模式。基于此，使用CiteSpace软件构造关于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者主要有刘祖云、崔桂莲等；发文机构分布广，各大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且发文量在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近五年时间内迅速增加。乡村旅游、乡村治理、发展模式、乡村规划、乡村发展、国际经验等是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通过对这一系列分析研究，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经验总结和展望，以期对我国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借鉴与启示。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代理路径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参与决策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农民参与能力的分析,以农民参与能力为中心,基于几何分析的方法,积极探索农民参与能力与借助代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村民导向型、共同协作型和代理导向型等三种主要的关系模式,并以此为指导,从农民、政府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建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模式的路径和方式,引导农民理性有序参与乡村公共决策,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特点及其变迁

以乡村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把时间界定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主要分析了乡村行政建制、官员选拔制度和土地赋税对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认为古代乡村治理模式呈现出皇权与绅权、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特点,并依据这些影响因素和主要特征把古代乡村治理分成官方主导治理模式、官绅结合治理模式、士绅主导治理模式三个时期,把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     

“低碳经济”的思维模式——哥本哈根会议掀起全球绿色浪潮

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各自阵营的意见表述分歧巨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新的绿色方案,试图扭转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思维误区.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勾勒新的思维模式变革已成为全球大势所趋.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思维模式已成为全球未来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差异与启示：大陆与台湾乡村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

台湾地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对大陆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具有借鉴意义。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分析比较了两地乡村治理在治理理念的政治生态环境、村级治理的组织结构、村官角色的职权划分、角色功能、村官为政的运作方式、动力保障机制方面的差异性,总结了台湾乡村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治理理论的三种模式浅析——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为应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各种“危机”,各国相继开始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契机的推动下,各种政府管理理论相继出现,其中治理理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和信赖,而且并尝试着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中。可见,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实现这一理论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现实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三种发展和实践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模式和公民社会主导型模式,希望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立法模式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间接、消极参与模式,特点是通过加强董事会地位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间接赋予债权人影响公司治理的权利,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的直接、积极参与模式,其特征为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以大债权人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的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立法应兼采两种立法模式之所长,并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条件和实际情况,对两种立法模式进行修正和发展。     

迈向系统型自治:优势叠加与村民自治创新——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经验拓展

村民自治的源起,是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的产物。如今,村民自治已走过四十余年,乡村社会虽经历巨变,但创新精神始终如一。近年来,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稳步推进区级、乡镇、村屯多级治理单元的协调联动,形成了区委领导、部门统筹、乡镇保障、村屯探索、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能力优势的叠加组合效应,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出以系统型自治的基本模式为主轴,以内生和外延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两翼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分别形成了党领民办自治模式、村屯联动共治模式、“大党委+网格化”服务治理模式、老人协会参与治理模式、党群合力联防自治模式、公共空间协商共治模式、乡贤助力参与治理模式、文化产业融合治理模式等八种村民自治新模式,领路村民自治在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要素优势叠加和村民自治创新经验拓展,提出了迈向成熟的系统型自治新课题,以及优化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建单向“嵌入”乡村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通过“耦合”多元治理力量以引领乡村共治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乡村共治的过程中,基层党建发挥引领作用,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不但能促进乡村善治,同时又可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力,从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耦合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耦合、利益耦合、权力耦合等机制实现引领乡村共治的目的,但现实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三重张力,具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失范、资源分配的失序和治理权力的失衡,需要基层党建通过价值耦合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价值共识、利益耦合以构建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权力耦合以构建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乡村共治,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空洞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针对产业空洞化对一国经济发展弊大于利这一较普遍的观点,区分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造成产业空洞化的诱因——跨国直接投资为切入点,分别从贸易差额、失业率、制造业竞争力和技术进步4个方面论证了产业空洞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指出产业空洞化对前者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继续保持优势,而对后者则是拉大差距,是真正的空洞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外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比较研究及启示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一元制"治理模式,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二元制"治理模式,由于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的不同,两种治理模式中所设计的监督机制也存在诸多差异。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与德、日相似,属于"二元制"模式。针对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在强化监事会的法律地位、职能,加强职工民主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引入独立监事制度来弥补这一制度性缺陷,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并伴生着当代乡村治理路径的探寻。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领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的较少。考察传统乡村治理的特点可以看到,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本文通过构造当事人选择适用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国家法价格下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而探究背后的法律含义,得出乡村治理规则的选择取决于人们购买司法正义的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研究

当前城乡二元格局之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政府主导下的同质化倾向,城乡文化碰撞引发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乡村空心化导致文化主体大量流失,农民自身的主体培育不足等问题,在浙江桐乡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和模式之下,三治融合的制度形式和措施安排,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寻求新的发展出路,换发乡村文化建设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