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山区乡村产业振兴与有效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基于皖南山区乡村实践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起决定性作用,而乡村治理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由此,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发展模式,探析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产业振兴为着手点,通过对皖南山区乡村的治理实践模式研究,探索山区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构建和路径优化。     

多学科视野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广西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讨会综述

为了总结和探讨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问题和对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广西社会学学会主办了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的主题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与会代表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难点、热点和存在的问题,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提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成功案例和丰富对策。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问题相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原有的社区规划模式和方案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社区建设实际的需要.为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比较分析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乡村治理观并非线性样态,而是不同时期物质和意识辩证统一的逻辑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小农为主的生产关系,使得乡村需要组织起来,反对乡村强权和封建保守性的危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公有制的确立需要集中统一的土地制度改革,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旨在通过统合方式增强国家能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市场经济的确立需要重新审视权力集中的局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旨在激发乡村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乡村治理越来越强调人民主体性、文化传承性和法制保障性。百年启示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观是唯物史观的展示和延续;党领导下的协同共治是意识反作用力的逻辑结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乡村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     

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

在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具有新时代的智理属性,既是中国特色数字化智能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是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包括了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构建、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建设,以及乡村数字治理对经济社会民生的推动这三项内容。乡村数字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表现。其中,初显轮廓的浙江模式、湖北实践和贵州经验,分别代表了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的实践样本,值得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研究。     

西方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对国企改制的启示

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作者通过对西方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美国模式、德国模式的分析比较,结合中国国情与国有企业现有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新型公司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银行通过相机治理机制成为外部治理的基础;内部治理采用共同治理模式,确保相关利益者和股东拥有平等的机会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参与公司治理.新型公司治理模式吸收了西方两种典型模式的优点,比较接近于德国模式,更适合中国目前国企改制的实际需要.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科学技术与乡村治理的交叉融合,不断孕育新的治理形态,催生新的治理手段,创新人的治理理念,引领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推进"三农"现代化、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是一项涉及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制度保障、主体能力建设等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效应,就要不断优化乡村科技资源配置,加强乡村科技软硬件设施建设,不断优化乡村治理制度供给,强化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制度保障,不断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加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多措并举形成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和谐乡村:现实挑战和模式创新——治理理论视角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从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在深入剖析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乡村"的治理目标,根据"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全面阐述了"多元自主、合作共赢"的和谐型乡村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乡村治理的实践基础、主体协同与模式创新

法治、德治与自治的不同组合方案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会取得不同效率与效果,"效率^高+效果^高"是乡村善治的目标。在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历程中,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在谋求效果更好的村治发展模式,但有些组合方案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乡村在既定时间点上的资源既定,村民都会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而这种博弈会造成乡村治理的效率或效果损失。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组合方案,法治都应该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参量。但法治的外在强约束很多时候与德治的内在软约束之间会造成冲突,再加上法治的监督成本过高,所以需要在"法治+德治+自治"的组合方案中逐步提高德治和自治的权重,自治应该是村治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村治实现善治的基础。法治虽有强制力但会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漏洞,而德治虽无漏洞但强制力不够高。因此,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自治是目标,厘清"三治"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善治。     

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及启示

我国农村农业的落后、资源环境的破坏、污染的加重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而旅游是许多国家振兴农村、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总结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是我国乡村旅游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一个包括农业土地政策、资源食品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人才培养政策、企业经营政策的乡村旅游政策框架,希望能以完善有力的政策体系指导并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及新时代启示

乡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强大的重要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走过了极为不平凡的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演进与历史中心任务密切相关。透视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范式的嬗变逻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迈进。为此新时代乡村治理要不断凸显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密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激发农民主体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治理的汉中实践”专题讨论——基于公民权利的乡村治理建构--对汉中乡村治理的制度分析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建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面的治理制度设计,最终的根据一定是落实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制度保障上。从公民权利出发来阐释乡村治理,就是要指出乡村治理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更为本质的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保障问题。乡村治理不只是个秩序问题,更是一个公民权利的规范问题,只有从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上来推进乡村治理建构,才能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对乡村治理政策进行三大调整,即改革和规范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方式,建立和规范村民自治的横向治理方式,健全和规范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未来15年,我国在乡村治理上还面临艰巨挑战,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为:乡村分化、乡风文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等.未来15年,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政策,建议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乡镇治理和村庄自治的关系,完善乡村治理框架,确立乡村治理标准;从以强调村民自治为主转向强调法治优先,实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结构调整,加强长期投资,为乡村人口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提供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使其能从中得到相对理想的收入;以技术进步推进乡村管理和服务的变革,建设乡村大数据,强化严格管理;推进基层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促进治理方式转变,创新乡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