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契税

宋代田宅交易征收契税.契税额宋初不统一,仁宗时按交易额每贯收四十文,北宋末每贯最高收一百文省即七十七文足,南宋初达一百文足.正税之外,有头子钱和定帖钱两种附加税,头子钱宋初每贯征八文,后逐渐增为五十六文,定帖钱初每贯征十文,后增为二十文.因契税繁重,民间交易多不投税,而以白契私自交易.南宋时期,又开征"白契税钱".随着契税的不断增加,逃税问题日益严重.     

唐代印纸并非“雕版印制”的“商业发票”

近读杨希义同志《唐代印纸考》一文,谓“印纸,即印刷之纸也”,“唐代印纸,乃是唐王朝用雕版印制的、用以征收除陌钱的凭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发票”。其实,唐代印纸既非“印刷之纸”,也不是什么“商业发票”。 最早将印纸看作是印刷品的。是著名的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他在《中国印刷术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王阳明《大学问》来历考

《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重要著作,有关《大学问》的成文、刊刻经过则只有其弟子钱德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对钱德洪有关《大学问》来历之说有所疏证,以明其所言《大学问》于成文前即为师门“口口相传”的“教典”非无稽之谈,而从嘉靖丁亥笔录成书至嘉靖癸巳、甲午之际其弟子方将之公开刊刻,体现了他们对于师嘱的遵从。     

唐代印纸考

唐代印纸,乃是唐王朝用雕版印制的、用以征收“除陌钱”的凭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发票。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户部待郎赵赞曾以“军须迫蹙,常平利不时集”,遂奏请施行“除陌法”: 天下公私给与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 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 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尝十千,取其家 资。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声,嚣 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罢。     

中国古代法中的盗贼犯罪与侠义行为

中国古代有关盗贼犯罪的法律规定非常多，而且从唐朝以后，量刑有逐渐加重的趋势。从《法经》的《盗律》、《贼律》到宋代的《盗贼重法》，以及明清对盗贼犯罪的“重罪加重”，体现了立法者“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和对盗贼立法的重视。但是重法之下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基于对侠义或道义的认同，一些行侠仗义的违法行为常常会得到理解，而一些盗贼的善行义举也会得到赞赏。即在某种程度上，侠义行为与盗贼的犯罪行为相重合，具有双重性质。对这种带有侠义性质的盗贼犯罪的例外宽免，体现了传统礼义和侠义的交叉与共通，这是中国古代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宋代公使钱滥用问题探析

公使钱本应用于官员的往来招待和日常供给,但在实际操作中,私用、过用、挪用公使钱的现象层出不穷,并且有随时间推移而加剧之趋势,由此成为两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弊病.公使钱滥用的表层原因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尚在于宋代君臣对于这一制度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使得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层面缺陷被不断放大,并最终对宋代的财政、吏治造成严重危害.     

学术与教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考察的两个维度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土文学史编纂的代表之作,一问世就因其中西杂糅、新旧不均的体例受到极大争议。学界针对钱基博的文章学观点多有研究,但从他的教师身份以及教材角度切入,亦可解释该著之体例和主旨上的特殊之处。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新学制规范下的产物,其思想脉络可在钱基博十数年的教材与讲义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该书亦有意与学界对话,以“提纲挈领”“详考因果”来纠正日式文学史模式,以史家笔法扩充“文学”的外延,以易学“会通”思想融合新旧学术,以文化上坚定的中国立场达到纠正道德人心的强烈诉求。     

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特点与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农业税收政策，对于边区农业的发展，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就边区农业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及作用做些探讨。一、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收的建立有政权，就应有财政，也应该有税收。陕甘宁边区政权建立之后，就有了自己的财政。初期主要依靠“没收”和“缴获’等特种收人维持经费和军需，后来开始征收农业税，当时叫救国公粮。纳粮初期无明确的税率规定，也不按土地人口多少摊派，而是农民自报收获量，按一定比例计粮自动缴纳。征收不收“折色”，只收“本色”。征收以后以地区为单位贮于民间，…     

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

随着唐朝对外交往的逐渐扩大 ,其外交出使也日益频繁 ,外交使节作为贯彻“通使安边”思想的执行者 ,其经费用度的构成特点 ,及其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 ,与其时许多方面密切关联。注重信物的时风 ,行人私觌的习惯 ,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 ,增加了唐朝的财政负担 ;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 ,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 ,暗示了政治外交也带上些许经济意味 ,正反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刘复生“白子弟”之名出现在北宋时期，有关宋代的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中均见记载。本文通过对“白子弟”活动的考察，探索其性质和作用，同时对北宋川峡地区乡兵的一个特例进行扼要的...     

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汇兑制度。它产生于唐宪宗时期 ,是一种在异地间移转汇兑钱币的方式 ,性质上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治唐史者均对飞钱的出现相当重视 ,但在重视的同时往往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做过高的估计 ,单纯地把飞钱的出现归诸于晚唐商业的繁荣。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唐代飞钱的产生及其性质做一试探性论述。     

从承包地征收透视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问题

从目前《物权法》对承包地征收补偿的三个法律条文之间的不一致来看,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亟需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错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虚位以及土地征收对象移位的问题,应明确土地用益物权属性,去除其债权色彩;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人界定为以村为单位的村民集体共同所有;把土地征收对象扩大到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用益物权,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机制。     

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作用

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作用是财政理论的基本问题。弄清这些基本问题,对财政理论建设、财政改革以及当前治理整顿中的财政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先说财政的本质。从现象看,财政是管“钱”的,管国家的“钱”,为国家管钱。很显然,财政分配关系区别于其它经济分配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和国家存在着必然联系;     

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法律性质及相关问题探析

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一个险种,实践中对于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存在不同认识,主要有“担保说”、“保险说”和“担保与保险竞合说”。通过对保险与担保的本质区别进行分析,可确认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是保险而非保证担保,它与保证之间的相似之处仅仅是形似。对这一法律关系应适用《保险法》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文笔之辨”与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文话”出现于隋唐考辨

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

钱大群、李玉生所著《<唐六典>性质论》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性质论》),读后颇受启发。作者对《唐六典》制定过程及内容缺陷的分析是正确的,但认为《唐六典》仅仅是一部“被允许列在秘书省国家图书馆作为官方图书阅读”的“官修典籍”却有失偏颇。     

文化两昆仑：钱基博与钱穆

钱基博与钱穆皆为无锡人士,同祖不同支,各有其重视文教的家世渊源。家族文化的不断积淀和传承是“二钱”能于文史著述、卓然名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二钱”的遇识订交源于对中西文化的探讨,相互之间学问上相互推重．同治古文国学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各自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走着一条终老不辍育人兴国的教学之路。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以亩计征的田税征收方式——兼与臧知非先生商榷

战国授田制有两个特征:一是授田对象为全体人民;二是土地授予后仍归国家所有,被授予者没有私有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授田"授予前属于国有,但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因此,汉初土地制度是私有制,汉代不存在战国授田制性质的土地制度。刍稿税与田税是不同的税种。秦朝刍稿税按顷计征,但田税按实有亩数征收。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大量材料证明,汉初田税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计征的,所谓西汉田税以顷征收的说法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