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法治”踪迹探寻：从古希腊到现代

从古希腊到现代,＂法治＂理念流派繁多。要想深入了解＂法治＂、＂法治社会＂,理解＂法治＂之真义,就必须全方位追溯历史。本文从古希腊开始,试图对＂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进行梳理。对＂法治＂本意的探寻对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应急法律规范中的时间概念与时效机制研究

国家应急法律中的时间概念实质上是社会面对共时态性威胁的时间整合规范，不同于常态性法律中时间的自然属性，应急法律中的时间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动机。在国家风险治理体系的背后蕴含着多元社会主体时间线整合而成的时间系统，不同的时间线互构互动，产生了时间管理上的效率。完善的应急法律体系中应当通过有意识的预设，来减少应对中的时序损耗与时限延迟。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规范为切入点，探讨将时效机制纳入应急法治长效建设中，以期利用好应急法律规范，在克服危机实践中掌握时间先导。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重新界定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改革与法制两手都要抓的工作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改革优先、法制附随"的实践模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再也不用托古改制,改革思维收获了空前的"合法性"。然而,与改革的成就相比,中国的法治(法制)建设稍显缓慢。这与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很不相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根据社会转型、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找到了化解两者冲突的思路,确定了"法治优先、改革附随"的法治改革观;试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法治、改革给国家、社会、执政可能带来的风险。     

试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提出,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指明了具体路径。法治思维强调思维的定势,突出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和逻辑,在思想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的法的规定性,突出法治实践和行为准则,在操作执行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确立和运用体现了党的治国理念,凝聚了科学发展的法治共识,顺应了治国理政的需要。     

儒家法治：学理可能及其现代生发

儒家是不是法治论者，或者儒学是否蕴涵有法治理论，这是时常被忽视但又确可深究的理论问题。相比而言，法家法治在法治与功利之间构建起逻辑严整的体系；民主法治在法治与权利之间构建起相辅相成的体系；儒家法治则在法治与道德之间构建起体用兼备的体系，可谓一种尤为独特的法治类型。现时代重新审视儒家法治及其学理基础和生发可能，可以将中国文化传统维度引入法治视域，由此洞察为法家法治和民主法治所忽视的一些方面，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开拓新的维度，具有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法治如何评估?——以中国地方法治指数为例

法治指数是判断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Rule of Law)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地方法治是国家法治原则和基本法治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法治理念与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微观创新。在已有研究与实践成果基础上,建构地方法治评估体系,并对每一项指标予以操作性细化,对于中国法治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法治进程中的成本分析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守法、违法、执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理性、科学地认识法治及其进程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