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台台费与清代边疆经营

军台系统在清代西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台台费问题直接反映出军台系统的运转情形，并为动态观察清代边疆治理成本，讨论清代边疆治理效能问题，进而探讨清代大一统国家的边疆经营模式提供了观察窗口。本文以军台台费问题为着眼点，重点讨论了台费在军台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军台台费在“养赡蒙古”等清代边疆治理举措中所发挥的实效，进而考订了台费名目正式出现的时间、台费名目的丰富内涵以及台费征缴标准的来源问题，揭示出清代“经济务实”的边疆经营策略与大一统国家建设中“宏观灵活”的治理逻辑。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在“天下”体系中,中央对边疆一直延续着一种忧患意识,这一意识无形中建构了中央与边疆的“区隔”。伴随着清代天下观的转变,这种区隔转变为一种融合。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清代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在清代面临边疆危机的同时,中国边疆的近代化历程也由此展开,这一历程始终伴随着根植其中的“大一统”理念,并作为中华民族的黏合剂发挥重要作用。     

“大一统”国家治理视阈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从四个方面对元朝治理土司地区理路作了系统梳理,认为元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兼用金代文化与中原“汉法”,将地方社会管控与“大一统”体制紧密结合,在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该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从内地不断向边疆延伸,使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变得日益稳定。元朝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深刻影响了土司地区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土司社会变迁,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清朝对新疆的治边方略述论

古代的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清代,力求边疆地区"夷夏一体"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完全是适应当时当地现实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各代治边思想与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改设行省标志着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大一统思想在中华认同中的作用

大一统思想即倡导国家统一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促成了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具体表现在:少数民族继承并发展了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破除华夷之别是大一统理念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实践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大一统思想所展现的兼容性分不开。     

清初岷江上游地区民族教育研究

清代,地方教育作为“教化远人”的手段,积极配合中央统治权利的西向发展趋势,使得西部边疆迅速与中原地区产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方方面面都与中央王朝或中原传统相互交融,西部边疆对中原文化与政权的认同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逐渐展开。岷江上游地区处于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藏彝走廊的东北边缘,属于过渡地带;由于土地、人口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教育在清初得以迅速发展,区域内人心向化和民族融合的态势也渐次形成,继而推动了过渡地带以及民族地区对于中原文化与王朝国家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叙事向度：谷苞先生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的主要内涵与重要贡献

谷苞先生基于传统边疆“文化主体性”叙事中轻视边疆人文贡献、单线叙事遭遇挑战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区域观”等理论基础,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其内在涵括农业区和游牧区的互补共生、农耕与游牧均依托土地辛勤劳作以及两大区域均秉持“大一统”理念等内容。该思想既有别于传统的边疆观,也跳脱出西方“共同领域”内在逻辑,为赋能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谷苞先生从中华民族多元主体交融互动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思想理论,对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泗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清时期,随着国家权力向西南地区的延伸,泗城土司的国家认同逐渐加强。其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构建华夏英雄祖先的身份认同,积极贡赋、服从征调的政治认同以及主动研习儒学的文化认同。泗城土司高度的国家认同体现了其自觉的“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有利于西南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推动了泗城地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20世纪初叶红河南岸开发治理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世纪初,云南建水纳楼普氏土司招募建水、元阳、石屏、曲靖、通海等地汉族向“江外三猛屯方”移民,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开发和治理红河南岸地区。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纳楼普氏土司实施了一系列的“兴边政策”——开街互市、马帮商贸、征收银粮等,同时联合西南民族部酋共同开发和治理“江外三猛屯方”,实现其“以市治边”的政治目的,继而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保卫祖国领土。因此,红河南岸领土的开拓与守卫过程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宝贵历史。红河南岸地区各民族百年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此实现西南边疆社会稳定。这对当下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意义。     

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是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经济史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利用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进行综合研究，从边疆地区与内地贸易往来的频繁、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农村集市的兴起、边贸的发展等几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说明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状况和特点。     

论王阳明对黔桂土司地区的治理与边疆稳定

明朝建国伊始,西南边疆面临着四大难题,即蒙古残余势力的军事威胁,西南诸夷的叛服不常,邻近交趾诸国的侵扰,加之该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如何治理,使之稳定,成为了明廷决策的难题.面对如此局面,朱元璋及其子孙、大臣们,大都认为要维持西南边疆之稳定,须抚绥土司,“革心得人”.作为明朝重臣的王阳明对此深有领悟,在对贵州、广西诸土司施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心学”思想,认为“诸夷”虽身处边疆,但同为“天下可化之人”,进而在开导贵州水西安氏,征讨思恩、田州土司叛乱过程中将其付之实践,对于边疆稳定,人心一统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为了实现大一统格局下蒙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在清廷的统一调度下,云南调兵筹饷直接参与了康雍时期“驱准保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和平定阿尔布巴反叛等三次军事行动。文中对于历次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及行军路线、后勤供应及其影响等史事进行了梳理和呈现。滇军入藏既是清廷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加强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川滇统筹协同安藏的基本前提,由此拉开了川滇藏安防一体建设的序幕。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平叛,不仅维护了边疆安定,而且对于加强滇藏交通建设,促进滇藏贸易发展,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滇藏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朝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及其历史影响

明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以“华夷无间”“因俗而治”为价值取向。本文梳理了明朝兴建学校,保证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国子监优待招录和保证应举中举等少数民族人才选拔政策,指出其具有“教化”少数民族,稳定边疆和规范秩序,加速民族间的交融及增强国家认同等多重意义。     

民国时期内地蔬菜传入西藏略考

西藏地区开发史是近代时期边疆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内地与西藏地方交往日益频繁,各类蔬菜也随内地官员、军队和民众的入藏而被引种。这一过程在民国时期(1911—1949)得到了继续。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近代西藏与祖国内地在蔬菜品种种植交流上的表现、事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交流成绩有限,但是它预示了西藏地区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中国农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边疆开发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     

我国边疆教育的早期近代化转型——晚清蒙藏回教育之策的朝野认知与各方互动

随着列强侵略中国边疆领土和谋取中国边疆教育权危机加重，中国边疆传统教育落后与以教育统合国民的民族国家建设需求矛盾日渐突出，晚清朝野士绅发出了“蒙藏回教育，急宜筹备”的疾呼，提出了“兴学为办理边务第一要务”和以“同化主义”为“蒙藏回行政方针”、以“语文统一”为“蒙藏回教育行政方针”的主张，并从边地兴学与内地兴学主旨差异角度探索了蒙藏回教育发展的路径、次第与方法，为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教育由传统寺院经堂教育向以汉语文和科技知识为主的早期近代学堂教育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决策基础。晚清以蒙藏回为主的边疆早期近代化学堂教育起步，既得益于学部与理藩部的重视和统筹推进，更得到边地督抚大臣的高度关注与强力推动，中央和地方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边地学务发展的格局，旨在达成合满汉蒙回藏苗夷为一体、以汉语文和汉文明沟通融合蒙藏回诸民族言文思想的民族国家建设目标。这一转型起步，尽管在各边地的进展与成效并非整齐划一，但却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实践意义和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