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行政伦理的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分析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论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

研究责任和义务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必要理论前提。公共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包含着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三重责任和义务 ,是由这三重责任和义务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责任和义务的根据不同 ,因而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对于公共管理活动而言 ,行政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都需要转化为道德的责任和义务。公共管理者对道德责任和义务的承当 ,是其政治运行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获得普遍信任的基础。     

论社区与社区道德建设

社区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育和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经济的市场化,个人的主体化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这样形成的社区实质上是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居民的伦理共同体。它的特点是: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平等性;社区活动的公共性、参与性。社区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正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社区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对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由于它的实质和特点,决定了它主要由成员达成共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居民的行为;决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道德建设的密不可分,是同一的过程。我们必须通过发展社区,通过社区舆论监督机制,文化氛围的形成来推动社区道德建设。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3·11日本地震对中国公共危机教育的启示

日本在3·11地震中,向世界展示了独特的"日本秩序",折射其成功的公共危机教育.公民的公德教育是危机教育的重要内容,应从宏观上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公共危机教育的视野,从微观上提升应对公共危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同时培育企业、非政府组织及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公民实施全面化和常态化的公共危机教育.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国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包括行政责任义务、法律责任义务和道德责任义务。由于我国社会历史演进的特殊性,致使当前我国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呈现出行政责任义务发展成熟,法律责任义务发展滞后,道德责任义务十分匮乏等特征,由此带来公共管理者缺乏有效监督,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公共管理者缺乏内在动力等痼疾。为此,应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义务,建立健全道德责任义务,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管理责任义务体系。     

现代生态公民社会建构中的传统耻感文化维度探析

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生态道德环境的创设以及生态公民社会的建构,而微观切入点则是生态公民个体生态道德素养和公德意识的培育,耻感文化在教育理念多元化的今天成为生态教育中最能体现人本位价值的教育理念。本文通过对传统"耻感"道德理念的扬弃,深刻剖析其要义,以期发挥耻感文化对塑造现代生态公民社会的驱动功能和生态道德环境体系构筑的创设作用。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道德教育研究

"两型社会"富含伦理道德的意蕴,彰显的是以人为本和与自然为友的道德智慧.建设"两型社会"需要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公民道德教育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加强以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圭臬的生态道德教育,强化"宜居城市"、"幸福家园"的城市伦理精神和意境的教育,以及加强当代社会公共理性和公德心教育.建立与"两型社会"建设相配套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要求将"两型道德"教育融入家庭、学校、社会道德教育之中,创新公民道德教育的形式,建立长远有效的公民道德教育机制.     

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序列分析

基于政府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具体指向和作用方式,可以将政府承担的社会道德责任分为消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和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三类.政府在具体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存在着某种"词典式"的优先秩序:消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弱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优先于强意义的积极社会道德责任.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在承担社会道德责任时,首先应做到不能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和践踏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次应满足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和社会良好的道德秩序,在尊重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最后,在满足前两个要求的基础上,营造良好的道德共同体,改进社会道德秩序,培养个人德性,提升个人道德素质.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美好生活、道德契约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维度

公民道德建设是推动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实质是道德契约缺失从而造成背离美好生活的危机。道德契约是人们为了美好生活所达成的彼此道德期望的内隐协议,其本质是共情与互惠的内在统一。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以美好生活为目的,通过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敬畏感来建构道德契约,这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维度也是公民道德的内在维度。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对全球化视野下公民道德教育的思考

公民道德教育是促进个体自身完善、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使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领域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全球化视野下,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应当建构起跨文化的公民道德教育理论体系,营造理想的道德环境,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整体的教育网络,加强对青少年一代道德观念的教育和良好行为的训练。     

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论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文学社会责任问题

文学社会责任是人们对于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当然诉求,在古代中国,文学社会责任是通过对文学政教功能的讨论而建构起来的。作为文学社会责任话语的古代形态,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贯穿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发展进程之始终,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重提文学社会责任问题,与文艺界的创作乱象以及文艺批评的失语密不可分。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亦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民族优良传统的弘扬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关。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社会道德体系构建中的价值

爱国主义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道德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的社会道德滑坡主要表现为传统道德的迷失,社会道德的失范,个体道德价值观的模糊不清。本文从社会道德的伦理结构和社会现象结构分析入手,研究了爱国主义在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提出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中的理论价值、精神价值和实用价值分别是真、善和美,并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实践引导作用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