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流派,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相当成功的应用,比较政治学也因之产生了著名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的贡献在于:推动比较政治学摆脱行为主义的困境,开阔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提高了比较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功能。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相契合的原因在于:研究主题不谋而合,研究的方法投合,都关注历史。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理解制度：对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兼论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差异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却抛弃了制度,把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扬弃之后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政治学：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文章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这四种制度主义由于对制度的界定各不相同,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吸取了行为主义的科学性方面,但是不能解释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社会学制度主义与规范制度主义比较接近传统政治学,但是所界定的制度太过于宽泛而丧失了应用价值.新制度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对于制度与行为之间进行了虚假的二元划分.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依据,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不仅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也是依规治党得以长效化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实现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现了制度与行为、环境的有机结合,对于分析制度效能问题具有视角优势。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制度相关人-环境”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可知,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实现受阻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能动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党内法规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主体的思想认知落后与法治能力不强、党内法规与环境的契合度不高。因此,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应从党内法规的内部因素、制度相关人的能动性因素以及制度环境的外部因素方面着手,全面推进依规治党。     

分流抑或分工合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与中国政治学学科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是一套成熟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话语体系,其中包含丰富的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思想、理论与论述。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几乎仍然是唯一能与西方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抗衡与交锋的元理论性质的话语体系。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自西方,是在与时代以及前人的对话和交锋基础上建构进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也是很容易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进而相互借鉴和学习的理论话语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才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及其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中的这种核心地位与特殊作用。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相对于晚近的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蕴含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以自身实践经验而非外来教条为本位来重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资源。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成为智识创新的洼地,无法与整个学科的知识更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要真正发展解释中国、评价中国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这两个研究分支应当在正本清源中激发生机,积极推进范式转型。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监察权传统为例,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揭示出传统内生的治体视角更具相关性和参照价值。这启发我们反思对于民主政体和分权制衡等现代西方理论未经检验的倚赖,把历史找回来,充分尊重第一手经验事实以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政治学并非单纯提倡对于历史的再解释,而是强调面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变迁,对于塑造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历史政治学的未来有赖于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作品的验证和激发。     

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

对于政治学界而言,充分认识和理性激发中国制度自信的关键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比较政治学可以对中国制度的自我有效性证明和他者有效性证明提供有益的帮助。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价值和研究方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发现被西方忽视的问题领域和概念,同时也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西方印记的概念进行创新。在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应该坚持一种"包容互鉴"的基本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既要突出传统的多因解释和历史分析特征,还要整合西方比较方法中的一些优秀成果。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发展可以为中国的制度自信提供更有力的论证,同时,制度自信的提出也给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     

理性历史制度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述评

理性历史制度主义是理性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合成物.这一理论主要应用于欧盟内的制度互动研究.它侧重于解释欧盟制度框架内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演变,从而为全面地理解欧盟内的制度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基于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理解欧洲中世纪大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大学制度的来源、制度的历史变迁以及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世纪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大学与地方政府、权威人士和市民的互动,以及大学内部团体的相互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大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也决定了大学和大学制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当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与挑战,在建设中国一流大学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为中国一流大学走向世界、办出特色把握好方向。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在中国当代问题研究中的价值

历史制度主义是当前政治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其仍缺乏细致而全面的研究和探讨。本文较深入地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特点、研究方法和关键变量等,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历史制度主义在中国当代问题研究中的优势和劣势。     

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与演变的三重话语结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文章在宏观上分析了生产关系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分工的二重性,提出了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生产力三位一体的宏观政治结构及其影响,将社会分工作为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出发点。微观上,考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即稳定、效率与民主,揭示了传统政治体制低效运行的原因,即制度缺失、个人理性泛滥和政治权威相互强化将政治体制锁定在低效均衡中。在政治体制发展中,采取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克服传统官僚组织和个人理性选择所引发的社会弊端,提出政府积极主导、文化教育弥合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话语探索。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