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邦风"讳为"国风"说献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邦风”之名,不少学者以为传世文献中“国风”乃为避刘邦之讳所改。但是,结合出土文献和汉代避讳成例,可知汉讳尚疏,而且汉代以前已见称引“国风”,则“邦风”讳为“国风”之说当有可商榷之处。     

讳源略说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臣下、晚辈,对于君主、尊长的名字,口不能说,文不能书,这叫做避讳。避讳之俗,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清人陆费墀的《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和现代人陈垣的《史讳举例》,是两部关于避讳学的专著。陆费墀虽未明确指出避讳始于何时,而他在其书中关于帝王庙谥年讳的记叙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要是以此推论,避讳之俗便是源于汉了。陈垣对避讳源于何时这个问题,也没有正面论述,但他在其书的序言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其俗起于周。……”;而他在其书的第八卷《历朝讳例》中,论述避讳的历史时,又是从秦王朝开始的。     

试论秦拔郢之战——兼探夷陵之所在

拔郢之战在楚国历史上是很关键的一战,过去有楚“都郢而强,去郢而亡”的说法。楚郢都被秦占领以后,楚也的确由强盛走向衰落了。有关文献对拔郢之战的记载都非常简略,扼要摘录如下: 《战国策·秦策四》:“(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 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正因这些记载非常简略,过去一些史家也就把拔郢之战看得很简单,好像白起占领鄢、邓之后,向郢一进攻,楚国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即往东北逃窜。细审各种史料以及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孙叔敖籍贯小考

孙叔敖的籍贯,旧史学者认为是河南固始县人。这是根据《荀子·非相》篇:“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东汉邯郸淳《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1976年新版《辞海》历史分册仍沿此说。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死,王果     

中国文化中的避讳

《说文解字》云:“讳,忌也.”因而避讳是忌讳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表现.避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避讳是指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的现象,通常所说的避伟大多是指狭义的避讳.广义的避讳则是指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避免使用某些特殊字眼,并代之以其他字眼的现象.陈垣先生的名著《史讳举例》所述包括了这两种避讳,他将其统称之为“史讳”.     

《辞源》、(修订本)失误补正

<正> 鸷距《辞源》[鸷距]:猜疑而止。《管子·小问》:“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注:鸷,疑也。距,止也,闻其役烦,则疑而止也。”这个释义是根据尹知章的注文做出的。实际《小问》原文的“鸷”为“(执马)”字之误。“(执马)”、“距”义皆为止,言来者止而不前之义。《说文》:“(执马),马重貌也。”桂馥谓“马重而陷,陷则益重”。《说文》:“樊,(执马)不前也。”(今本“(执马)”讹为“鸷”)。《史记·秦本纪》“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执马)。”《史记·晋世家》:“惠公马(执马)不行。”索隐曰:“谓马重而陷之于泥。”《太玄·玄错》:“进欲行,止于(执马)。”(今本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关于“行三千里”的标点

中华书局版的《史记·魏世家》中有如下一段话:无忌谓魏王曰: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我认为在“行三千里”处标上句号(。)是值得商榷的,应改为“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按原文,无忌谓秦伐楚有两道:道涉谷;道河外。原文如下: 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楚的族姓有二说

我认为,先秦楚人族姓应该有二,一为“学”,一为“熊”。《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索隐》引《世本》也谓:“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那么,楚的族姓应该是“芈”。然而楚的先世由穴熊(季连之孙)开始,姓名上都有“熊”字。除穴熊、(?)熊的“熊”字缀于后外,鬻熊子熊丽以下,都以“熊”冠于首。虽然《楚世家》特别声明熊绎(熊丽之孙)受周成王封于楚蛮,“姓芈氏”,但是由于楚的世系诸王一概称作“熊某”,所以后代学人有不少认为楚的族姓为“熊”。据李平心先生说,楚既为熊姓又为芈姓,因为“古代方国往往有两个以上姓     

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

《史记·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讣)告,讳之也。” 周昭王“南巡狩”,据说是为了讨伐荆楚;“不返,卒于江上”是溺死于汉水(详后)。但是,《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事,管仲代齐侯以“贡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两条罪状质问楚方。楚方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对第二条却矢口否认道:“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反倒责备对方缺乏调查研究。这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昭王南征史事,《宗周钟铭》、《过伯簋铭》、《簋铭》均有记载,见于史籍文献记     

“南郡备警”说质疑

在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秦代竹简里,有一部分是《编年记》,其中有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敬”一条。诸家考释都把“敬”作为“警”的假借,此条就成了“南郡备警”。于是,不少研究者就说“南郡备警”反映了楚国奴隶主势力蠢动而秦在南郡准备迎击云云。我认为,此说是可商榷的。史载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秦本纪》)。南郡在今湖北省江陵、安陆、云梦一带。从前278年南郡设立时起,到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已历时五十余年,这期间并没有发生过楚国进袭南郡的事件。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十八年兵分两路攻赵,第二年灭赵,秦集中兵力南征北战取得了赫赫战功。这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秦赵同源新证

秦、赵同源,本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得很清楚的,后世学者如吕思勉等,也曾有过论述。不过,由于秦、赵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和间隔的距离太大:秦建国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之时、位于中国西部;赵建国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因此,多数的史学家其实并未将其视为信史,许多人仍以郭沫若提出的“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前后(即赢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观点,来解释《史记》的记载,进而认为“秦赵同源”的说法也是后人附会的。然而,被公认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     

《辞源》疑误——《读书识小》之四

近岁缘工作之故,时检《辞源》(新版),有所疑则笔录之,久亦盈囊.今辑出数条,略加董理,以就正于大方,不敢日必是,故名之曰“疑误”云尔。一、释义之误[郢都]春秋楚都.1、楚文王十年自丹阳迁此.至昭王十年,吴师入郢,楚迁都于鄀。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参阅《水经注·沔水》.2、楚文王迁郢,后九世平王立别宫,亦称郢。故址在江陵东北。参阅《资治通鉴·三·周赧王十六年》.案:“郢都”有二义。一义为专名,即《辞源》所云之“春秋楚都”。此郢亦被称为“纪郢”(见《史记·楚世家》)、“南郢”(见《越绝书·吴内传第四》、《新序·卷四》)、“哉郢”(见安徽寿县出土之。“鄂君启节”、湖北     

“约法三章”与“法三章”

汉高祖元年十月(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强烈冲击下趋于灭亡,秦王子婴“系颈以组,自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史记·秦始皇本纪》),向起义军投降了。刘邦回军霸上,令“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史记·高祖本纪》)。为了笼络人心,给自己日后王关中打好基础,刘邦召集咸阳诸县豪杰父老,表白自己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