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

王安忆小说创作执著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不得不承受守望生命存在的人生孤独,其小说中的生命个体虽然表现出走出孤独的种种努力,但挑战孤独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忆的小说守望孤独而并不绝望。     

心灵世界的构筑——论王安忆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

王安忆认为浪漫主义是一切艺术之根,最好的作家应该富有浪漫气质。在2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王安忆努力构筑一个表现心灵的小说世界,她采用淡化情节、营造诗意意境、心理分析和想象等手法使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主观性、民间化、传奇性等浪漫主义特色。     

论王安忆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城乡视域

王安忆90年代小说选择了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审美视角进行深入开掘,本文对她笔下的两个不同的审美领域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倾诉与咏叹——王安忆的女性世界

王安忆通过描述女性在欲望、情感等方面追求主导性地位的努力,从而想要获得与男性平等和谐的地位及关系,却最终走向了失败,陷入了孤独。本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与分析,欲探寻从开始的抗争到最终的认同,作者展现的对女性生存现实意义的深刻思考以及理想与追求。     

结缘与解缘的世界--王安忆小说的交往叙事解读

本文从生存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王安忆丰富复杂的交往叙事,探讨结缘与解缘的世界里人的生存境况。文章从亲密有间的结缘世界、功利型的结缘、解缘的世界这三个层面梳理王安忆文本中的多种人际关系,阐述了王安忆笔下有海派特征的现代生存哲学。     

论王安忆的虚构本质论小说观

在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和虚构性问题上,王安忆认为,小说在本质上是虚构,但虚构应该以现实世界和自我经验为基础,还应具有艺术分寸感和逻辑推动力,即虚构的叙事要有现实根据,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关系。     

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论王安忆都市小说的性爱主题

王安忆是较早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描写男女之间性的冲动和欲望的表达的女作家之一,在她的都市(大多是围绕大上海这个都市)小说中对性爱这一主题的广泛涉及,重在揭露都市人的生存处境和生活方式,以及在历史遗留下的男权思想下女性如何求得自身的发展解放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男女的真正的平等,从而走出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困境。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写作姿态比较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和王安忆主要作品的比较分析,透视文本中深含的女性意识,探讨两人在女性写作姿态上体现出来的相同处与差异性,并分析其差异性所形成的根源所在。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人“‘道’的自由”与客体化世界秩序

自年轻时代起,托尔斯泰就在探求人真正自由生存的意蕴,寻找获得人真正自由生存的良方和解决人真正自由生存与客体化世界秩序之间矛盾的办法.但这些问题,一直到他体认和接受了老子的“道’的自由”思想,并将之糅合于基督学说的自由说,形成自己的自由观时,才得以解决.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的自由”看作是人的自由的一种范型,唯一正确的范型,也是客体化世界秩序的范式,唯一可取的范式.他们的自由思想在世界客体化和人客体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人的自由丧失是消极客体化世界秩序奴役的结果、获得真正自由与消弭消极客体化世界秩序三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对教会及教徒的阴暗面竭力揭露针砭,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作品中努力弘扬着救赎、忏悔、宽恕等基督教思想,这似乎构成了张资平小说中的一种矛盾。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在创作中对《圣经》教义的引用、对《圣经》典故的借用、受《圣经》构思的启迪等方面。张资平的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给后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     

都市话语与城市女性的孤独漂泊感写作--张爱玲、王安忆小说文本比较

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作家均选择了一个城市作为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活动的场所,都市成为现代文化下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社会景观,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时代表征。两个著名的女作家都写出了城市女性对城市物质性生活的努力、孤独漂泊感及其生命的顽强与韧性。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

王安忆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使女性意识的发展实现了两次突破.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     

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轨迹一种:从“个人”回归“社会主义”——以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与陈映真精神乌托邦的感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进有一条从张扬个人主义、营构"个人"神话返归社会主义宗旨、建立与底层紧密关联的轨迹,王安忆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探索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是大陆这一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精神来源与支持者。小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审父"与自审,宣告了西方式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末路。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写作塑造自立自强、互助合作的平民新人形象,为心系劳苦大众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生路。     

从创作“谈”到小说“课”——驻校作家制与作家批评的复兴和塑形

新世纪以来,众多知名作家纷纷以"驻校作家"的身份入职高校。他们在持续进行职业写作的同时以发表读书笔记、出版文学讲义、编选文学经典等多种形式参与文学批评活动,不仅成为一种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已成为一种革新文学批评模式的文坛现象。这种以作家为中介的驻校制度,连接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大学校园的文学教育,实现了课堂内外的联合、批评与实践的沟通。当代作家借助驻校制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批评实践活动,丰富而立体地整合了当前的批评资源与批评话语,为复兴文学批评的文化建设与价值传播功能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