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可操作化与资料评估：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研究的难点

论文提出"非正常死亡"概念是难以操作化的,同时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口数据质量并不太高,影响了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研究,因此当前对当年的人口损失研究是无法精确化的.     

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

本文对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从整体上认为当年男性人口的损失比女性大 ,年龄大的人口损失比年龄小的严重。对被海外学者高估的婴儿死亡率和认为女孩在困难时期损失更加严重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研究——基于改进的Lee-Carter分年龄死亡率预测模型

以往文献对中国1958～1961年"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缺乏深入、微观的研究.文章基于改进的Lee-Carter死亡率预测模型,以官方统计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为基础进行回推,重构"大跃进"时期我国历年单岁组死亡率,并逆向预测估算在假定没有饥荒的情况下,"大跃进"时期正常状态死亡人口数量.继而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总死亡人口的估计,对因饥荒而导致的"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估性研究.结果表明,"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1958～1961年间,如果不发生饥荒,则4年正常死亡人口介于4339 ～4385万人.由于饥荒的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介于1624 ～2337万人.评估分析表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中值不会高于1980万人.     

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衰退

大跃进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高潮和衰退，大批农民一度涌入城镇，随后又被迫离开城镇。在这一波折中，经济落后地区波动强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内陆波动强于沿海。从城市的层面上看，城镇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波动低于行政等级低的城镇，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波动低于人口规模小的城市。导致这次城镇化高潮和衰败的根本原因是大跃进的政策失误，但是也涉及到城乡隔离政策、粮食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城镇发展政策的失误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流动人口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人口流动的一个高峰时期。在流动人口的类型上，以灾民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此时期流动人口的特点是，在年龄上以青年为主，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少年儿童；在性别上以男性居多；在职业构成上以受灾的农民为主，下放职工和退学学生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大跃进”是形成大规模流动人口的最根本的原因，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下放城镇居民与职工、压缩教育规模和非正式经济活跃都是部分原因。大部分流动人口最后还是返回家乡，少量在流入地安置下来，由于政府采取了比较妥当的措施，使这次人口大规模流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波动。     

计划生育在印度和中国的演变——就两国的执行情况与规划的比较谈几点看法

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在五十年代初期,印度就开展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工作,但只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通过选派基层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并增设计划生育联络机构,计划生育工作才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中国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但在大跃进时期并没有正式贯彻执行,只是在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之后,才在农村地区广泛而系统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从那时起(中国文化革命的灾难性时期和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印度次紧急状态时期除外),两国才对计划生育工作给予高度的     

当前村镇人口变动的基本特征及主要动因和趋势

旧中国,村镇人口的流动大部分属于破产农民流入外乡或城市,只有少数官宦商人盘居城市,大部分农民祖祖辈辈生息在农村。建国初至70年代,除在大跃进时期及以后兴修水利、交通设施建设等暂时引起大量农村劳力离开故土进入城市、工矿等建设地区外,农村人口基本上也是长期作息在农村,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的环境中,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发展基本属封闭式自然增长。80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本文着重对科尔和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认为两人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１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１９６２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新疆人口城镇化水平预测

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指一定时期某地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它集中反映了社会,经济,人口及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结果,测度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预测分析国家或省、区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对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谋略区域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指导生产力布局,确定城镇发展规模及人口控制目标都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新疆地域辽阔、城镇布局分散、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较大,建立精细的预测模型比较困难,因此,欲达到置信程度较高的预测结果,须采用多种科学方法,进     

香港的中国大陆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

分析50年代开始从中国大陆到香港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在困难时期、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两个非法移民高峰时期,几类特殊的非法入境者问题。通过香港的事例,指出要用行政与法律手段来控制人口的非法流动;要解决人口非法流动,最根本的道路是缩小地区差距。     

借大开发机遇 推动中西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西部大开发对中西部地区人口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为中西部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带来良好机遇。利用大开发战略实施带来的机遇，做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应当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今后一段时期的基本任务。 一、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 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大开发目的是加快该地区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这无论对于近期拉动内需，还是远期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平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改善西部人口生存环境，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但…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协调我国现实人口与环境人口容量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把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的人口规模控制在环境人口容量范围内是确保该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低生育水平的特点、以及庞大的现实人口与有限的环境人口容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分析,阐述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继续抓紧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要性.     

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关系探讨

本文通过对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变化的分析，认为它们之间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变化趋向。这即是：二者都是以宋为分界线的。宋前，二者都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变化幅度不大，而长江流域的人口水灾都很少。宋后，二者同时扩展至长江流域，并且，与前一时期相比，情况大为不同。就流域整体而论，水灾与人口都急剧增加；就不同区域而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灾则不管人口密度的如何，呈现出一直增长趋势；而在长江流域地区，水灾随人口密度的增减而频发或有所缓和。此外，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论，则无论流域间还是流域内的各区域，水灾都是随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而不断蔓延扩展的。     

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家庭结构

本文从探讨“四二一”家庭数量研究的操作性困难入手，提出了“Ｘ二”家庭的研究命题，提高了分析的操作性，并使该研究具有一般意义。本文抓住独生子女属性这一关键，以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子女一代队列的终身独生子女比例进行了估计，进而计算了不同时期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在此基础上估计出时期城乡成年人口按独生子女属性划分的不同类型婚姻组合的期望概率，借以描述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对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人口发展问题的调查

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正确贯彻党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是人口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研究和探讨人口问题,不能只从人口展本身孤立地考察,而应紧密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从有计划地发展物质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矫正性别比的关键在党委政府——来自江西省余江县的实地调查

余江，在那“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期，血吸虫病给余江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1958年，余江人率先在全国送走了“瘟神”，迎来了“春风杨柳”，人口开始呈现补偿性增长态势，前后仅17年人口总量由15万增加到25万。自1976年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妇女的生育水平开始逐年走低，人口总量每增10万人的时间由17年延缓到30年。可是群众的生育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用遥感技术调查人口数量

在我国进行全面人口普查,存在着人力和财力上的困难。对局部急需人口资料的地区,可应用遥感技术来估计人口数字。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增长及原因探析

僧尼人口的增长是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发展繁荣的一项重要表现。本文通过敦煌文书中关于僧尼人口的若干记载来探索这一地区当时僧尼人口的变化的轨迹,并对其增长原因进行分析。     

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和中国的出口增长

基于197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及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总体和东、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促进了出口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抑制了出口增长;其中中国总体和东、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红利的转变,而中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红利的转变.分时期回归发现,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N"型曲线,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M"型曲线.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始终大于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