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三)——关于"物自身"

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构架体系的把握,最仰赖的就是"现象"与"物自身"这一对范畴,特别是"物自身"①的概念,他称之为"批判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1]125.牟宗三还特别为此写了一本书<现象与物自身>,以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即第一章的标题"问题的提出").通过对牟宗三在康德"物自身"问题上所产生的误读的分析,可以得出教训中国人在吸收和理解西方思想时必须努力克服一种浮躁的情绪,否则花了极大的工夫也只能做到自说自话,达不到中西文化沟通和交融的目的.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通向至善之途——康德的历史目的论探析

康德的历史目的论学说经常遭到研究者们的忽视或误解,然而这一学说对于全面理解康德的历史哲学和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康德克服世界二元论,达到全面理解人是什么的进一步尝试。康德分别考察了历史的自然目的和道德目的,最终揭示出至善乃是历史的最终目的。至善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不是客观的知识,因此只能对它采取道德信仰的态度。这样,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拥有道德信仰的人类在至善理念的引导下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牟宗三的中西文化观论析

牟宗三从“道德的心”这个文化生命“本原形态”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阐释和抉发。他认为,中西文化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西学东渐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后如何去“立”的问题,他提出了一条更加注重开出科学和民主的“新外王”文化发展之路。他的关于文化和文化发展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当前文化和民主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牟宗三对金岳霖《逻辑》的批判与超越

在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刚刚面世时,牟宗三就发表了《略评金著〈逻辑〉》等一系列相关文章,主要在传统逻辑直言命题主词所涉存在、逻辑对象与工具、二分法与思想律等方面提出了与《逻辑》中所阐释观点不同的看法。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些具体的批评背后,是牟宗三在逻辑哲学上一种自觉的超越性追求。在早期的逻辑研究过程中,牟宗三就试图超越金岳霖基于逻辑系统的元逻辑层面的研究,进行"即用显体"式的超越性追问,以逻辑为理则,将逻辑的普遍公共性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先验必然性基础上。这种追问方式既是牟宗三逻辑研究的基本进路,也是其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特征。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哲学对勘: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

牟宗三认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一向被认为绍统之正宗,但究其实质,乃为程颐开其端绪、朱熹继承拓进而转向别起之"别子为宗".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是将朱熹与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进行哲学对勘.     

简释牟宗三圆教与圆善论的文化哲学

简释牟宗三圆教与圆善论的文化哲学·吴洲·牟宗三先生曾经区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两个概念。前者是以“道德”为题材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后者则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与宇宙论）,由严整的道德意识而渗透至宇宙的本源并进至形上学。在圆教、圆善...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论先秦儒家“善”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对“善”的境界的阐发,具有三个层级：一是以“自足其乐”为中心的一般境界,此种境界追求的“乐”并非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内心的充实快乐,以此实现自我的价值,发挥“善”的潜质,达到理想人格;二是渐次境界的淑世情怀,体现为博施济众、修己安人的道德精神,并将个人之善推广到天下,使个人与群体关系达到和谐;三是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所提倡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境界,“至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对本性的复归,自我生命的升华。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三重境界

社会工作制度化、社会工作专业化和社会工作社会化,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三重理想境界,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经之路。三者的逐渐递进发展,反映出中国社会工作的不断深化、普及和成熟的过程。如果说,社会工作制度化着眼的是社会工作的自上而下的建构,社会工作社会化则强调社会工作的发展要走自下而上的路径,那么,社会工作专业化就是沟通两者、协调两者的中介和桥梁。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王阳明和康德作为中西哲学史上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于审美的理解有着共同的特征,即都十分强调内在性的原则、非功利性的原则和主体性的原则。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理论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对于我们批判地吸取和融会他们的思想精华,创建有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美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康德:审美与教育的相遇

自席勒以来,审美教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所面对的基本精神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一,也是现代人类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审美教育的基本理念进行历史考察,以实现对审美教育的现代性重建。在历史的视野中,希腊人对审美和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关怀,至18世纪卢梭,更是将教育、情感、培养问题判读为人类复归的基本问题。但是,直到康德,审美与教育才在人类自由定位和全面解放的路径上全面相遇,审美教育的核心理念逐渐生成,之后才有现代审美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     

善为什么会变成恶——阿多诺对康德启蒙道德的分析及其启示

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规律内化的结果。所谓自由就是自律,就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自由交换。如果康德那里的自由可以被理解为不自由,那么康德那里的道德也可以转变成为不道德。阿多诺把康德与萨德加以对比,从多方面指出了康德与萨德的一致性。而这种外在的一致性背后包含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现在康德和萨德所确立的理性原则都是否定自然的。康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道德原则,萨德从否定自然中得到他自己的道德原则,而这两种道德原则完全对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把肉体和精神对立起来,在恐惧我们自身的自然的基础上得到道德规则,那么无论这种道德规则是什么,它都一定会是不道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从人类文明一开始就出现的恐惧自然的文化心理推到极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它对待自然的矛盾态度会使任何一种道德走向自己的反面。     

"智的直觉"——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智的直觉"是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理论都与这一概念有紧密的联系。"智的直觉"一方面是受了康德"智性直观"概念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是建构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和骨干。牟宗三主张建立"道德的形上学",而"智的直觉"则是"道德的形上学"建构的基石。     

康德是如何解决"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的?

“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科学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对一切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必然性、综合性说明;只能从“建立知识与对象的活动”中寻求知识与对象的最终根据,去建立关于一切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的科学——形而上学;科学知识及其对象的最终根据就是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以及作为认识活动的先天形式合理运用的最根本条件的自在之物。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重建规则的信仰--民营企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如何抓住空前的机遇和应对严峻的挑战 ,民营企业亟须重建规则的信仰 ,完成自身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