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林》管窥

《志林》全称《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志林》,新版《辞海》、《辞源》内“东坡志林”条皆定为“北宋苏轼撰”。按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大赦天下,苏轼在由儋移廉的北归途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二卷,甚赖公检阅也。”又,后世五卷本,一卷本,十二卷本各种不同版本差异非常大,可说明《志林》并非苏轼亲定。而且把《志林》与《书传》并提,两书性质应该相近。《书传》是东坡自视很高的学术专著,尝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之书,即觉自生不虚过,如其他何足道哉！”则《志林》也应该是有计划写作的煌煌大论。通行的五卷本《志     

《东坡志林》初探

一《东坡志林》,又题《志林》,是苏轼的一部笔记文集。这部书传本不一,有一卷本、五卷本和十二卷本,较常见的是五卷本。各本内容互有出入,有的甚至歧异很大。例如南宋人左圭辑《百川学海》所收《志林》一卷,存史论十三篇,与明成化刊本《东坡七集·后集》卷十一所录《志林》十三首同;清人马俊良辑《龙威秘书》五集所收《志林》一卷,则纯为笔记小品。通行     

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你会用“语言笔”画画儿吗?——怎样使作文生动如画

书声朗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宋】苏轼《东坡志林》经典故事唐代诗人王维(701-761),字摩     

论《东坡志林》的审美特色——兼及苏轼笔记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东坡志林》是苏轼笔记散文的代表,无论其描写内容、叙述模式还是审美趣味,皆表现出与传统散文不同的追求与特色,成为中国古典笔记散文文体风格发生转变的典型之作。因应写作目的与叙写内容的变化,其审美情趣之特色尤为突出鲜明,这就是对深情与雅致、颖悟与妙理、风韵与趣味的追求。这种新追求,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小品文写作。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晚明文人的小品文,与其即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故从文学史、散文史的角度看,以《东坡志林》为代表的苏轼笔记散文的出现,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从《瀛寰志略》看徐继畬独特的对外认识

鸦片战争后,徐继畬以开放的思想、积极的心态正视改变的世界,其著作《瀛寰志略》名为世界地理志,实则充满危机意识和警醒思想;科学的态度、求真的精神、正视现实的勇气,是贯穿《瀛寰志略》的灵魂;《瀛寰志略》为近代中国平等科学开放认识世界的嚆矢,作者以独特的思维方式认识着外部世界,其深刻的见解远远超出同时代人。徐继畬独特对外认识的成因与他对外来强敌和世界具有强烈的真实了解要求、追求学术的求真精神、学习西方以达到富国的愿望以及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徐继畬正视现实的勇气、开放的心态和远见卓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影响至深。     

简评《三国演义学刊》第二期

在当前思想活跃和观念不断更新的学术氛围中,《三国演义学刊》第二期又和读者见面了。这一期《学刊》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硕果之林无疑是一株新葩,代表了目前《三国演义》研究的新水平、新信息、新趋向。可以看出垦植于这一苑地的诸学者之潜心致志与积极的追求精神,也可以看出编辑者的时代意识的敏感度与艺术视野的广阔。它不是单一的“呈现”,也复合着“省思”和“启动”,有利于推动学术争鸣和研究工作的开展。     

汉文系研究生班举行苏轼讨论会

我院汉文系研究生班于近期举行了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对苏轼的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及其作品风格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苏轼政治思想的评价上,一些同志认为,苏轼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保守的。有的同志通过对北宋社会状况和王安石变法的分析,认为苏轼不应该反对王安石变法。同时认为,在为苏轼恢复被“四人帮”诬陷的名誉时,不能矫枉过正,连他的错误也全盘肯定。《谈苏轼的爱民思想》等三篇文章认为,贯穿苏轼一生的根本思想,是对国家对人     

走不出的项脊轩——《项脊轩志》中的“我”的精神成长历程

关于《项脊轩志》这篇文章的主旨，近人林纾认为全文以轩为线索，“将人事变迁，家道坎壤，皆归入此轩，作睹物怀人写法”（《春觉斋论文》）。周先慎先生说：“题目是《项脊轩志》，实际目的却并不在写轩。处处写轩，却处处意不在轩而在人。作者的感慨和情思都是因人事而生的，他怀念的是人，尤其是他所挚爱和怀念的先大母、先母和亡妻。”这些论断被普遍接受。而笔者认为，伟大作家的经典名篇常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解读角度，《项脊轩志》一文，不仅是睹物怀人，其中也暗含着作者自己一生精神成长的历程。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要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有必要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黄遵宪的独创,哪些转引自其他资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地理志、物产志、学术志、礼俗志和工艺志中大量征引了《日本地志提要》、《艺苑日涉》和《国史纪事本末》三书,证明了这部分内容并非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日本国志》中征引的这些书皆为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黄遵宪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能钟情于此,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识见.征引时,黄遵宪以我为主,态度严谨,有力地保证了《日本国志》的学术性.     

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的苏轼研究

福建仙溪傅氏家族在宋代是一个研究苏轼的世家,其成员著有多部研究苏轼的著作。傅藻的《东坡纪年录》是宋代最著名的东坡年谱。此谱的特点就是严格依据东坡本人的作品来排定苏轼的生平,并努力将其可考的作品一一系年。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注释苏轼和陶诗的著作,也是一部新发现的宋人注苏诗之作。傅共注苏轼和陶诗注重释意,在学术上亦有一定的价值。傅幹的《注坡词》是现存最早的东坡词注本,《注坡词》在东坡词的背景介绍、语意解释以及词意阐释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其对苏词中"今典"的解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傅幹还用了"以苏注苏"的方法,用苏轼的其他作品来印证其词。     

苏轼黄州劳动生活诗的文化意义

苏轼在黄州的劳动生活诗有陶渊明田园之风，这些诗一方面展现了苏轼乐观旷达之外的另一个生活侧面，同时也蕴涵着苏轼对现实苦难生活的哲理思考。在黄州生活期间，苏轼融会禅宗精神，亲自开荒东坡，积极调适心态，将朴实的生活用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尤具生活气息。他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贫穷不丧其志，罹难而不失其节的精神尤为可贵。在这些诗中，不同地域的文化、民俗错杂其间，其历史、文化底蕴大大增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有着独特的意义。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张宏达与他的植物学理论

张宏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植物系统学家、植物区系学家和植物生态学家,他编著了《中国植物志》和多种地方植物志、专类植物志等学术著述,发现7个有花植物新属和近400个新种,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植物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他创见性地提出的新华夏植物区系和种子植物系统学是植物系统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他的理论和学说深远地影响着未来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发展。     

《东坡志林》研究三题

《东坡志林》为宋人苏轼所撰笔记小品文集。一名“志林”、又名“东坡手译”,历代记载传本卷数不一,常见者为五卷本,乃明万历赵开美所刻。书中记载了作者从元丰到元符,即贬谪黄州到岭南放还,其间廿多年所经历之事,“其间或名臣勋业,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梦幻幽怪,或神仙技术,片语单词,谐谑纵浪,无不毕具。而其生平迁谪流离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探苏海之壶奥 示学人以津梁——《苏诗研究史稿》读后

与宋代其他诗人比较 ,学术界对苏诗的研究成绩是较大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年谱》及《苏轼资料汇编》暂且不说 ,有关苏轼评传及苏诗选集、苏诗研究的著作即不下 30种 ,而散见于各报刊的单篇论文则以千数。但是 ,以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苏诗的研究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总结、分析与评述历代苏诗研究的丰硕成果 ,迄今仍是一个亟待拓展、深化的学术领域。王友胜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 2 0 0 0年 5月版 )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是一部具有学术开拓性的力著。《史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选题新颖、典型…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