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新书架

《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简介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钱茂伟教授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全书分为三大块,分别称为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凡24章。传     

也说“回到傅斯年”

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后现代之后：新社会史回归社会科学

史学是否是科学，是史学史的百年论题。文艺复兴使史学摆脱经院束缚，转向“人”的研究。启蒙哲学推导人类社会规则，史学冠以理性主义与科学性。19世纪历史主义方法论提倡档案考据，主张历史具体而非普适性。20世纪之际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论，趋于科学化。后现代承继人文主义，赋予史学主观性与叙事质性。后现代之后，史学界正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肯定其真实性、客观性和规律性。如同现代国家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合流，形成社会科学诞生的历史基础；后现代后之失序与重建，促使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回归，亦使社会科学史学研究回归。     

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三个拓展

传说桐城论局限于以唐宋八家之文来载程朱之理,以孔孟之道至程朱之道作为古文“义理”的全部内容,并以这种纯“义理”为荣。虽然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尝都提曾到过“经济”,但终因对经济缺乏深刻体会、内容空洞,又受到纯“义理”的制约,因而成为古文家们的口头空谈,姚鼐试图以“考据”对义理有所补救,但仅把考据的汉学作为一种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服从“义理”,以“考证助文之境”(《与陈硕士书》)限制了对汉学求实精神的吸收。至方东树更是对考据之汉学大加挞伐。曾国藩则以经济和考据充实义理,使义理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     

《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遗风

黄式三《周季编略》是一部编年体史著，为研究战国史基本史料之一。黄式三虽作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但《周季编略》对乾嘉史学遗风也有明显继承与发扬：首先《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考据精神相融，其次《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细节情怀相通，最后《周季编略》与乾嘉史学之议论特征相合。因此，透过浙东学术“以经明史”、“践履之笃”精神传统与乾嘉史学遗风在《周季编略》中双重表现之个案分析，亦可看出浙东学派在近代以来新的发展趋向。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东夷西夷之辨与圣人的中国之志 ——《孟子》“符节”章考释

《孟子·离娄下》“符节”章将舜、文王分别视作东夷、西夷之人，认为这两位圣人虽然身处的时空差异巨大，但“得志行乎中国”则是相同的。此章包含考据、义理两个面相：前者侧重东西五地与“夷”的历史地理考据，后者侧重先后千年与“圣”的儒家义理辨析。考据、义理同为重头之戏，但重中之重又是义理。以“夷”为例，赵岐、朱熹等人将其与“中国”对言，解作“夷服”,表达了文化性的民族地理观，旨在彰显夷夏之辨；毛奇龄将“夷”解作“一边”而与“中国”对言，表达了方位性的国家地理观，旨在消弭夷夏之辨。夷夏之辨从内含到消弭，曲折地体现了中国文明如何扩展为世界大同的路径依赖。以“圣”为例，这一路径依赖鲜明地体现为圣人的中国之志：假如事事处处、始终如一地以舜、文王为符节，所有道德实践主体均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由此可见《孟子》单章研究的学理价值及其必要性。     

读《论语》偶记

本文对《论语》所言之部分章节，或考据其字句，或阐释其义理，既求之于古，亦通之于今；既求之于大义，亦协之于常情，提出一己之见。     

乾嘉考据史学与中国考据史学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是我国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考据学风盛行,许多学科都以考据为治学的主要手段。在历史研究中,考据史学垄断了史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考据史学趋于成熟。乾嘉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考据史学成熟并垄断史坛的局面呢?这决非偶然,有其产生的内在必然性。长期以来,对于乾嘉考据史学产生并得以盛行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     

考据史实 独辟蹊径——吴缜的考据史学研究

吴缜的考据史学的最大特点，是在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学理论指导下，将自己的考据学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完成了对考据史学理论的初步探讨。在考史过程中，吴缜主要使用了本证法，但却过分依赖本证法，这是其考据史学的最大缺点。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论晚明《纲目续麟》对纲目史书的新阐释

明末张自勋的《纲目续麟》是第一部对《通鉴纲目》的全面订误之作,既承袭了《纲目》"以史明理"的著书主旨,又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纲目史书的特色。它冲破了对朱熹的迷信,表现出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质疑的心学特征;同时,它又注重以考据求义理,体现出向实证性史学发展的趋向。     

试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

融合中西、化合古今、铸旧创新,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色。学术大师陈寅恪结合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近现代西方兴起的诠释学而形成的义理阐释方法,就是这一特色的典型表现,它也是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方法。陈的这一方法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同情理解、视域融合、比较分析和心理研究,等等,其特点是强调阐释解读文本要去除“成见”、跨越时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此外,以考据为基础的阐释和考据、义理相资为用,则既是其内容,又是其特色所在。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先生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代表作。其学术主题是阐明"经世史学"的基本形式,精神主题是爱国主义,为"经世史学"提供了现代范本。陈垣先生以"考据"为基础的"陈古证今"之作与"影射史学"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