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申屠蟠"绝迹于梁砀之间"——兼说汉代"处士"的文化表现与历史形象

申屠蟠以才学和孝义得"高士"之名,多次拒绝征举,在汉末政治动荡年代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取全面回避的态度.作为彻底的"处士",申屠蟠始终不与当政者合作,表现出"崛然独立"的立场."梁砀之间"具有特殊的生态环境,也构成特殊的文化空间.以"梁砀"为中心辐射形成的文化圈,先后有汉初刘邦功臣集团和汉末曹操功臣集团的发生.出身陈留外黄的申屠蟠曾经长期生活在这一文化圈的外围.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与指向政治成功者不同,成为"处士"的模范.而后世对申屠蟠的评价各有褒贬,亦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的声音.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美国男性作家的女性观新解

文学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解读十九世纪美国男性小说家的作品.将它们放回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挖掘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特性,捕捉其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发现这些故事共同表现出作者矛盾的女性观,一方面他们的小说是将妇女符号化为"天使"和"妖妇",视女性为"他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样充满力量、完全独立的"新女性"的赞叹与不可阻挡.最终显示出这些男性作者笔下的那个"他者"是胜利的.     

论汉末"子学"和批判政论文之关系——以蔡邕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汉末"子学"批判的文风以质朴醇厚为主,汉末政论文则以刚健激切为主,这是二者文风的主要差别:同时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和"子学"的无神论思想完全不同;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下,汉末"子学"和政论文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促进.     

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流亡文学的忧郁倾向

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忧郁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既有现实的由故土沦陷带来的情感冲动的因素,更有很多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从当局到普通百姓对"东北苦难"的无视与漠视给东北作家的刺激,也有流亡处境引发的心理悲剧感受,而东北流亡文学忧郁倾向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多被遮蔽和"不见"。东北流亡作家文本中表现出的忧郁倾向和其中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有限性、政权与国家的非等同性等问题,触及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的尖锐主题,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少有的思想深度。     

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

史籍所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造。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博大的知识体系当中,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着思想交叠之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汉末隐逸群体以其亦儒亦道的知识背景,成为引导、连接人们价值观念的中间知识阶层,对汉末地方秩序的重建以至汉魏之际的历史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草根文化"与台州社会经济发展

缘于地理环境和历史遭遇的交叉作用,"草根文化"成为台州文化的特色精魂.其内涵包括: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表现为"自主性"、"独立性";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鲜明的以生存为旨归的功利倾向;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刚"性与"灵"气.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草根文化"对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面影响.如何提升"草根文化",已成为台州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现代小说的神秘文学创作

神鬼魔幻、灵怪奇谈的神秘文学创作始终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一脉,甚至在高扬提倡"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文学时期也未曾消逝。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通过表现散落乡野民间的神秘文化,不仅呈现了民众生活的真实状态,加强了作品的民俗色彩和乡土风味,而且借此深入社会历史底层,审视并分析古老文明影响下的国民性格;沈从文则通过对湘西社会巫楚文化的描写,表达了对天地淳朴自然的敬畏和对原始美好人性的赞美,为反观和反思现代社会文明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源;而徐訏和无名氏的通俗文学写作更倾向于传奇体验和审美感受,在离奇的故事讲述中表现了新奇、独特的审美体验,体现了文学对神秘主义文化的借鉴和发挥。本文通过对现代知识分子神秘小说创作的研究,考察他们对神秘文化不同程度的理解和把握,从一个侧面深入启蒙知识理性对历史、社会、文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威弗莱》研究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威弗莱》成功地再现了英国苏格兰地区18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有必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一基本观点为视角,揭示《威弗莱》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间的对话性关系。高地氏族领袖弗格斯被送上断头台预示着当时苏格兰的政治命运,女主人公佛罗娜·麦克伊沃的命运表明苏格兰民族文化虽历经磨难但最终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司各特以詹姆斯党人的起义和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运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将其记录于文本中,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

"英雄"概念中西不同、古今有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英雄"与"圣贤"概念也有质的不同。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实际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先秦时期"英"、"雄"虽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分别使用,但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人物品格褒词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英雄"概念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两汉"英雄"新词的出现及初始使用,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刘邵也对"英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中国古典"英雄"概念遂告生成。     

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

汉武帝在考虑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解决现实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汉武帝的理论思维中,"中国一统"既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对如何实现"中国一统",汉武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念。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

对于西汉中垒校尉是否“外掌西域” ,传世文献记载不同 ,后世研究者观点各异 ,本文引敦煌悬泉汉简 ,认为其确有此职能。     

《西儒耳目资》概念术语辨源

从语言学史角度探讨《西儒耳目资》中概念术语的来源,着重分析这些术语与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关系,兼论该书的语音学说。《西儒耳目资》不是一本简单地给汉字标注拉丁字音的书。从书中大量新概念和术语中可以发现,该书既引入了西方语音学概念,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音韵学说,体现了特定历史下中西语言学说思想的奇妙结合。     

汉代“不孝入律”研究

汉代是孝伦理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与褒扬孝道相对应的就是"不孝入律",对后世封建法制影响深远。由汉代各类不孝罪及对不孝罪条文和法制实效的结合、比对入手,分析汉代"不孝入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可探讨汉代"不孝入律"的特征以及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的历史流变。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与地理因素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格局真正确立的关键阶段。在此过程中,综合考察和具体分析统一战略的制定与运用,对于当时历史的走向,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秦汉统一战略的思维方法和地理因素,揭示蕴藏在统一战略背后,制约与影响统一战略实施的文化思想内涵,即:当时人们在判断认识统一大势是否成熟时,其依据的思想方法论是"用中适时";在统一战略的运作实施方面,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原则性和贯彻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统一目标的理想追求上,是着眼于"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最高境界,以超越狭隘的民族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为宗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秦汉地理环境与统一战略实施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我们今天恰当评价当时统一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论汉儒仲长统的救世主张及其思想转变

面对东汉末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仲长统在哲学层面对谶纬迷信之学予以猛烈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救世主张。他以"存亡迭代,政乱周复"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基,以"损益兼行"作为具体的操作原则,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观为价值追求,提出了抵制任人唯亲、选贤举能、以刑助德、打击豪族、恢复井田制度等思想,对匡正汉末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仲长统的救世主张最终没有得以落实,但其以儒为宗又兼含儒道的特质符合汉末的思想发展趋势,他对于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也成为中国古代末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