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共同秩序:刑法的根本目的证立——兼论刑法目的的双层构造

"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并非我国刑法的目的。前者作为刑法目的存在逻辑和解释论上的循环论证且会消减法治国家的刑法。而"人民"概念内涵不清且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并不适合成为刑法的保护目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以国家刑权力限制私力复仇,以达至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这作为原始法的初始目的,在法律(刑法)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贯穿于始终。"保护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是刑法的根本目的,而法益保护和社会伦理行为价值的保护则是"保护共同社会秩序"的具体化,是刑法的直接目的。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依据法治的基本原则,从法的制定、法的遵守以及确保法的适用与遵守的国家权力机关管理体系的设置状况三方面,对现阶段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展开研究,指出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出路在于确立宗教事物管理的"法治"精神、加强"法治"手段、培养"法治"人才等。     

正当防卫界限判定转向的证成——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中国现行正面耦合式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强化了防卫人的防卫义务,凸显国家权力本位理念,导致正当防卫制度在定罪实践中适用率较低,根源在于公权力对法秩序价值的过分迷信与推崇,挤压了私人自决的行动空间。自由是法治的价值核心,秩序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均应涵摄于社会情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平衡。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迫切需要转向。从正面耦合式转向负面清单式,从功利主义转向公正主义。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实现刑法善治,助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     

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传统民间法研究常遭受种种批评,其根源多在于民间法并未明确自身的规范定位。民间法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但并不属于法律的规范范畴,因而从学理上说需要以"民间规范"来丰富"民间法"的概念内涵。这意味着民间法研究首先需要着重关注民间规范对于正式秩序的结构问题,这是民间法研究在法治语境下证成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必然选择。民间法需要以"权利"为基本范畴展开研究,以期作为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助益资源。民间法的当下研究任务包括:重建民间规范的话语体系、构建民间规范的理论体系以及证成多元规范共治下的新型法治模式。     

中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法治分析

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法治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法治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将引起现有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的变革，即需要法治秩序的变革。其次从实践层面考察分析得出，合作的现实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法治环境的不足最为突出，对法制变革的诉求最为强烈。     

依法治国的要义:程序法治化

<正>[主持人语]人治的特点在于恣意擅断,法治的要义在于依规则而行。法治语境下所强调的依规则而行即依法办事,主要是指按照立法上所设定的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乃至根据法治的精神进行治国理政。"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兴则国兴"。"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法治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此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思考、研究。正因为是否按照程序决定了人治与     

论法律实效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因此就实现了“法治”,因为“法治”与“法制”不同,法制可以称为法律规范的体系,法律的制度。但“法治”的要求是依法办事,严格遵守法律。一个“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志就在于法律的实效,它不仅包括公民守     

“法不责众”的成因与矫正

"法不责众"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当代社会"法不责众"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中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法不责众"的成因,从法的价值角度分析,在于社会转型期价值的冲突;从法的作用角度分析,在于未平衡好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从法的运行角度分析,在于立法缺陷和法实施不到位。"法不责众"观念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的法治进程,理应对其作出矫正。对"法不责众"的矫正是建立法治国家,培植人民法律信仰的需要,自然也应遵从实施良法善治和培植民众法律信仰的路径。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人权与法治关系辨析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权与法治的关系是有关人权实现和发展的重要实践问题。人权与法治在基本理念上具有契合一致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的法治化运作的契合,而是存在着各自内在矛盾或悖论。当现代法治在传统"秩序之治"基础上凸显"人权之治"时,这种内在矛盾就伴随着强烈的人权诉求,越来越聚焦于法治的具体实践环节上,从而转为人权与法治之间的现实冲突。人权与法治的冲突十分需要把控其中权力这个强有力的中介,通过引入人权治理机制以实践的力量来处置、协调和化解。     

警察权的规制：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理论判断与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价值与法律实效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治安管理立法的研究,不能脱离"自由"、"秩序"与"警察权"等主题的理论解释与价值判断,与其相对应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秩序"与"治安管理处罚"等概念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框架。这些概念的内涵并非是先定且一成不变的,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家法治水平、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实践的影响和制约。《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价值的设定与立法技术的改进应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理论指导和治安管理实践的经验反思之上,寻求"自由与秩序"、"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平衡,实现对警察权的合理规制,提高国家法治水平和社会治安的治理能力。     

论公民守法的文化推动力——从两种区域法治概念谈起

"区域法治"在"国家法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在"国家法治"之外可能存在的另一种运动样式和发展路径。消极意义上的区域法治并不具有真正独立于"国家法治"的性质,而是一个从属于国家法治的概念。积极意义上的区域法治概念认为,法治的最重要的施动者并不是国家,而是以社会形态组织起来的个人或者说社会,要求发挥个体或者说市民社会在法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形成超越政治国家的区域共识,通过区域社会共同体的法治实践自下而上地形塑国家法治。区别于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为主要驱动力的"国家法治"的发展路径,在"区域法治"的发展中,公民以其文化力量支配下的守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一种新的法治发展样式。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回应型法治秩序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式在起源之初倾向于专制型的运行机制,形成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建国后,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构架为依托,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形成了"单极权力格局"的社会.这种单位制度是宗法等级制度的延续.社会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型,法是一种压制型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极权力格局逐渐瓦解,形成不同的阶层,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型,与这种以中间阶层为主体、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法治秩序是一种回应型法治秩序.     

"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批判

在民间法研究热潮中,质疑民间法及其研究之生命力的"民间法消亡论",实则蕴含着一个合理的内核,即它明确承认民间法被边缘化进而趋于消亡的命运乃是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的必然结论,因此,"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就是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的霸权逻辑.其错误在于无视民间法同样是具有自立性的事物并因此构成了实在法的基础,从而以"取消论"替代了"关系论".为此,在建设和谐法治的进程中,应当力倡理性商谈的进路,努力构造起以实在法为主导、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复合型的法治秩序.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改革四十年的法治变迁:过程与前景

改革四十年,中国在法政秩序上取得了重大的制度性进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原理与方法。这一制度范式的形成,是在改革法治的二元结构即宪治与部门法自治的独特张力中完成的。改革法治整体上推动国家从运动式治理转型为规范式治理。在国家制度转型中,企业家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与权力秩序形成相互塑造的法治化效果。通过企业家与法的互动视角解析中国政商关系的规范变迁,也是观察四十年法治的重要线索。四十年法治在十八大以来出现了"改革的再秩序化",即以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重新理解与规划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而2018年修宪则标志着新法治道路的基本成型。改革四十年的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推动着中国法学的理论成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结构完善。     

统一法治与多重民间秩序的碰撞及解决

国家在西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而西部大开发又是离不开法治的准备和辅佐的,但西部多民族聚居区域存在着大量民间习俗、民族习惯以及传统的议事方式等等各种民间规则,它们与国家法律共同存在,并共同发挥着作用。要在西部推行统一的法治,就必须正视这些民间秩序的自我维系方式以及它们所起到的作用。针对依法治国大前提,现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民间秩序的调适,对法治与民间秩序的合理配置和整合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