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法治思想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接受和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类法治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简论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我国最早系统阐释人治思想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法治理论应分为中国古代法治、西方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中国古代法制的基础是专制法治 ,而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     

论法治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法律思想博大精深,其法治思想是其整个法律思想的精髓,邓小平结合中国国情、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系统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行法治的政治前提,实行法治应当具备经济、政治、思想和法律条件,法治的基本特征应当是法律的极大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权力受法律制约,以及法治的环节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十五大报告和新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直接理论来源。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的法律思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正确理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内涵的解析,深入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基本原则、战略措施的论析,全面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推进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邓小平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凸现出邓小平对民主法制实质的理解和把握,竖起了一面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伟大旗帜。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准确地理解应为法治思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本原理;厉行法治,“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目标;“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本方针。以上构成了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精髓,它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试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精髓及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治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强调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法治建设推向历史的最高点。作为我国古代最早论述“法治”的重要思想派系，在政治实践方面法家思想对古代和现代的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家这一思想派系的精髓进行有目的的梳理，从而探究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论责任政府的法理基础

责任政府已成为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原则。现代责任政府理念的产生,与西方国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提倡的人民主权观念、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观念等主张密不可分。人民主权理论是责任政府的主体理论基础,主权在民理论是责任政府的范畴属性基础,法治理念是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常理、常识、常情”的刑法哲学蕴涵

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陈忠林教授提出的以"常理、常识、常情"为灵魂的法治观进行了解读,并得出粗浅的结论:它是科学建构中国刑事法律制度的一条重要思想路径,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深入探讨。     

法治理想及其要求

法治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种重要政治价值。法治理想的要义是通过法律规范的途径来限制任意专断权力的运作。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必须满足富勒提出的八项要求,并且必须确立法律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法律规范得到适当的运用。我们可以把这两方面称作法治理想形式与程序方面的要求。法治理想的要义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围绕法治的一些重要争论,如关于实质性法治观念的争论,关于立法性法律的争论等。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梁漱溟法律思想发展脉络研究

梁漱溟的法律思想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早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用西法”;中期法律思想取向主要是认为“中国必不能用西法”;晚期法律思想则认为“法制与民主的前途必在中国逐步展开”。其早期法律思想是其功利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中期法律思想与晚期法律思想,则是其现代新儒学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中期侧重人的因素,晚期侧重法的因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