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探析

确立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是保障行政问责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完善和统一行政问责制度的需要.行政问责应当坚持依法问责、公正公开、权责一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责救济原则.落实行政问责基本原则亟需制定<行政问责法>,统一行政问责法制;实行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司法救济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行政问责制作为独立于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权利体系,其产生和发展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自律、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规范权力运用的保障机制和有力举措.当前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行政制度,其理论和实践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研究

天津、重庆、海南、安徽、广东五省市行政问责规章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建设初具规模,问责的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等基本环节已经确立,各环节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是,还存在程序设计粗糙、立法不统一、公开性不足、纠错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设立专门的问责机构,建立健全预告知制度和救济制度,加强问责监督,制定《行政问责法》,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内部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完善我国"无为问责"制度的理性思考

"无为问责"是建立在"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理念上的一种问责制度.完善"无为问责"制度,必须规范"无为问责"程序,杜绝"家长式"问责;坚持权责对等,避免简单化"苛责";明确"无为问责"范围,区分责任限度;扩大"无为问责"主体,拓展多维问责;加强"无为问责"制度建设,完善相关制度;提升公务员责任意识,优化问责环境.     

我国的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比较与制度改进

问责客体的制度规定是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及不同地方的问责制度对问责客体范围有不同的规定,这样显然有失公正。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存在的制度不足,主要表现为不同地方问责制度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过大、问责客体范围笼统模糊、问责客体范围比较狭窄。因此,我国问责客体范围制度改进的目标在于:明确界定党政领导的责任追究范围,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减少不同地方的问责客体范围差异。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科学发展与行政问责辩证关系探微

当下,在生态文明建设步入正轨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科学发展与行政问责的辩证关系成为改革发展稳定所必须正确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生态文明视阈下,一方面科学发展必须以行政问责为必要前提,另一方面行政问责要以实现科学发展为根本保障.同时,为确保全面、客观而准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要进一步健全我国与之相关的行政问责制度,坚决贯彻和落实"第一要义是发展"的根本纲领.其次,切实深化行政问责向生态文明领域的演进与改革以推动科学发展.最后,加快制定和出台我国专门的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或单行条例.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