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年）流亡学生问题略论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大中学生再次逃亡至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形成了著名的东北流亡学生、豫鲁流亡学生群体。考察流亡学生产生的大致脉络、国民政府对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及其成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战后国民政府试图争取人心归附的动机,展现流亡学生因＂政治＂纷争导致四处逃亡的命运。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七五”惨案因《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而起,其后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遭北平当局镇压,死九人,伤二十一人.东北民众在地域情结与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下,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得学潮逐步向政潮演化.傅作义对惨案善后主张“忍耐”政策,陈继承力主“坚决”,多有歧异.惨案责任的追究因东北民众的社会抗议,蒋介石被迫有所行动,但最终仅以陈继承去职而告终.通过考察“七五”惨案的善后过程,不仅可知各方均试图利用学潮以达其现实目的,更可窥得国民党内各类派系的纠葛,凸显出国民党内政治生态的日趋恶化,且展现出国民政府权威在东北民众中日益瓦解.正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病,使得学潮为共产主义传播及其它任何形式的反政府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从中东路事件看九一八事变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对苏俄宣战,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最终以中国东北当局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苏俄占据中国黑瞎子岛而结束。而中东路战争对于国民政府不啻于外争国权的运动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对中国东北当局对外交涉带来难以抹去的阴影,正是中东路上处理的失败使得两年后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当局举止的失措。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的绝望——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原因的细化

在中华民国的最后几年中,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内战而滥发纸币,将通货膨胀推到恶性发展的程度。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使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无以为生的人民,自然对政府丧失信心。国民政府在遭遇经济崩溃、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的同时,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其最终走向覆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

1948年的"九龙城寨事件"是中英双方围绕战后香港问题的一次较量.整个事件呈现出中英两国外交当局、香港政府、广东地方政府、九龙城寨居民和中国内地民众在"两国多方"格局下的角力.事件之初,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民众运动与新闻舆论迫使英国让步.但由于广州民众运动过火引发"沙面事件",促使国民政府软化立场转向寻求妥协.而英国则态度谨慎,对于涉及城寨管辖权的问题寸步不让,在谈判过程中以拖待变.整个交涉过程一波三折,最后中英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处的尴尬地位:中国虽被抬升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这强国梦幻之中的外交却仍然是"弱势外交";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得中国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的宰制,国际环境异常险恶;而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空前高涨,使得作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国民党政权恰恰在利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跛了脚.当然,此番交涉毕竟是1899至1949年间历届中国政府在城寨问题交涉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例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发生的两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在由两事件引起的中日交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隐忍退让、力避冲突的方针。张学良之所以采取如此方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内争未消的局面及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本人对日本和当时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造成。这一方针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力避冲突"最终也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不抵抗主义"。     

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

1940年代前期,为了查明敌伪涉藏情形、英国侵藏活动与噶厦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态度,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进行了多方调查。这些调查加深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局势的认识,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并适时调整治藏政策,从而维护了中央对藏主权和治权,并使中央与西藏地方一度紧张的关系有了较大改善。     

张学良与东北大学之"国立化"进程

自1928年张学良宣布＂易帜＂后,国民政府势力开始对东北大学进行浸染与渗透,因东北地方势力依然强劲,故只呈现出＂虚位的中央＂之状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内迁关内,财源断竭,国民政府对东大资金援助并加强对其控制,东大成为＂名义上的国立大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国民党得以对东大施以全面整顿、最终接管,使之完全变成国立高校。在东北大学＂国立化＂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及东大内各派系之冲突,并对东大此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北军论析

东北军诞生于东北易帜后,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分化,其中大部分东北军奉命人关。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则进一步分化,在国民政府的分化政策下,最终解体。东北军虽然是东北的地方军队,却经历和参与了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并是国内唯一一支经历14年抗日的军队。东北军虽然是服务于民国政治的政治军事集团,但却具有政治意识淡薄和封建意识较浓的特点。     

论吉长铁路的修建与维护路权的斗争(1902-1912)

20世纪初,为了进一步侵略东北,俄、日两国无视中国主权,先后觊觎吉(林)长(春)铁路利权.为维护路权,巩固边防,清中央政府、吉林地方当局以及吉林民众与俄、日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涉和斗争.因出发点各异,他们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护权姿态.由于当局不能有效地团结民众力量,路权斗争的结果只是勉强维持了"中日合办"的格局.     

学运与党争:以1937年北平"五四事件"为中心

"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学界发生分裂,最终形成了新、旧学联两大学生团体对立的局面.在1937年5月4日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的五四纪念扩大会议上,新、旧学联发生流血冲突,并进而引发了北平文化界的纷争.之后,在有关方面的调停之下,文化界"息争",学生运动也渐趋统一.从"五四事件"之发生、经过及其影响来看,北平学界之分裂、统一与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互动息息相关.     

应该准确评述"中东路事件"

某些历史教材与著作把“中东路事件”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帝反苏外交”内容之一,是不确切的。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同苏联发生的对抗冲突事件,也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侵害中国的事情”之一。     

刘澜波抗日救亡活动之武汉篇

中国共产党员刘澜波（东北籍）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杰出战士。“西安事变”后,他受周恩来的委派,将东北流亡同胞团结组织起来,创建了东北救亡总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将会址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关怀下,他团结各界东北同胞,动员社会力量,使东北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融入全国抗战洪流之中,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略述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解放战争时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重要一页，被称为是与人民解放战争并行的“第二条战线”，产生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北平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北平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既影响到全国学运，也受到全国学运的影响，形成一种有机互动关系。作为当时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此次学运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教育:日寇的残酷摧残与学界的顽强坚持

<正>1935年的12月9日,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处在危机四伏漩涡里的北平沸腾起来了。自从八年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华北的中心城市北平虽然依旧雍容宁静,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显然这一天的严寒没能够阻挡住学生们的热情,在国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拟实行华北自治之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五六千名学生走上了街头,愤怒的学生们喊出了"反抗华北自治,抵制日本侵略"的口号。人在上海的鲁迅得知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对华北危局的应付

1932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先后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拥有各自特点:军分会应付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的"华北施策";政整会在行政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冀察会应付了日军策动的"自治"。它们的共同点是密切了华北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效地应付了华北危局。     

民族之魂:抗联名将李兆麟

东北抗联的一面旗帜李兆麟原名李超兰,1908年生于辽宁辽阳。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武装侵占我东三省后,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他决心寻找抗日救国道路,去了北平,化名李烈生。回东北后,又曾化名张玉华、张寿篯。1931年12月的一天,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找到正在北平弘达高中读书的共青团员林郁青,征求他对组织上决定派他去东北搞抗日义勇军工作的意见。林表示同意后,胡乔木又说:“与你同去的还有两个‘反帝’的群众,他们都是东北人。一个叫李烈生,他是华北大学的挂名学生,是反日救国会的,最近参加了‘反帝’。另一个叫张国威…     

论重耳政治流亡的成功及其策略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被迫在诸侯国进行了长达十九年的政治流亡。重耳最终能够成功地结束了他的政治流亡活动，主要得益于流亡前期“唯临是奔”与流亡后期“唯强是依”的政治策略，这是他政治流亡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