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大泰族主义的反驳

抗战期间,在日本的怂恿下,泰国公然宣称我国南方几省为泰族发源地,要收复失地,还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对此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藏学生,限定为蒙藏地区的蒙藏两民族;第二阶段是边疆学生,即采取属地主义,逐步扩大至数十个省份,又照顾到内地有志服务边疆的汉族学生,但族际待遇差别明显;第三阶段是民族学生,实施属人主义,规定国内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施教对象。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反映了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与非受益群体、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多方博弈,及政府如何分类与识别国内少数民族并对其所作的利益安排。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的兴盛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艰难和民族存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使陪都重庆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并再造国学的辉煌.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     

抗战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抗战时期,随着沿海与内地大批高校和有关文化机构的西迁,同时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推进边疆少数民族教育的举措,处在抗战大后方的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但由于国民政府在推行民族教育的政策和方法方面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诸多问题,导致其预设的目标未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西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为了对藏恢复管理权,积极开展对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在西藏问题上强调与内地的"同一性",推行地方自治,随着宣慰等措施的失败,又把"同一性"过渡为"特殊性".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以国防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民族问题.在对藏政策上,奉行和平主义原则,企图通过军事护送班禅回藏,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自身实力和英国的压力,又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失败原因有三:定位上"同一性"与"特殊性"的矛盾为其一;治藏目标与手段上的矛盾为其二;国家实力不济为其三.三者之中国家实力不济是根本.护送班禅返藏中的"和平主义",与英、藏交涉中"妥协主义",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策略执行不力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民国治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局危机重重，为固防边疆，国民政府采取怀柔示远的“治边”策略，向蒙藏民众进行宣化，以期达到边疆社会拥立中央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委任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西陲宣化使，并于1935年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随即刊发《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为公署的宣传刊物，月刊将宣传中央政令、宣慰边疆民众、团结民族关系、宣传抗战统一思想设为核心内容，从塑造民族身份、塑造共同政治立场的角度，深化和巩固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和加强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思想。西陲宣化开拓了民国“治边”中对边疆民众塑造民族意识的思路和途径。这些举措客观上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与蒙藏民众的关系，促进了蒙藏社会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华侨与西南抗战

西南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华侨与西南抗战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西南抗战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探讨华侨在西南抗战中的作用及其地位,对于我们完善和丰富西南抗战史,是颇有裨益的.一经济上的援助华侨经济上援助西南抗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銮披汶·颂堪政府时期的泛泰主义研究(1938-1944)

1938-1944年间,銮披汶逐渐掌控了泰国的军政大权,构建了以大泰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为内核的泛泰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泰国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引向极端.他对内推行法西斯模式的泰化政策,对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领土扩张的外交政策.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号的变更、泰化政策的推行和泛泰帝国的追求.銮披汶政府的泛泰主义给战后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诸如诱发了战后至今的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运动、泰柬柏威夏寺之争以及导致国内经济秩序的混乱与战后和平外交开展的艰难.泛泰主义的历史兴衰给当下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国家建构留下了有价值的启迪.     

民族国家建设下的边疆教育及其困境--以国民政府时期夏河县教育为例

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夏河县边疆教育的发展,政府着眼于整个民族国家的建设,地方实力派则更关注本族群的利益。着眼点的不同,并没使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究其原因,一方面发展边疆教育促进边疆族群知识技术水平的提高,符合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发展边疆教育中注意协调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尊重其风俗与利益。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势力渗透的抵制,也能以不损害国家的团结稳定为前提。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正是边疆教育与西北地区融入民族国家建设最大的障碍。     

“废盟”与“废省”：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内蒙古省制化之争

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对内蒙古省制化问题高度关注,他们就内蒙古社会治理是“分省自治”还是“单一自治”、族群管理是采取“属地主义”还是“属人主义”、行政建制是废盟旗还是废省县等问题展开了不大不小的争论,其核心是以区域主义还是族际主义来治理内蒙古的问题。20世纪知识界的内蒙古省制化之争已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以公民平等还是族群平等来解决边疆问题,是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政治问题。     

浅析江防军在宜昌争夺战中的战略意义

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为计,到中国抗战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南京、武汉。长江上游处在国民政府控制下重要的城市仅剩下重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即宣布迁都重庆,保卫重庆、保卫大西南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宜昌作为扼守重庆的重要门户,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围绕着宜昌及宜昌县内的石牌地区展开了宜昌会战、宜昌反攻、石牌保卫战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三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了决定中国抗战的最后走向。其中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在三场战役中乃至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意义是值得深思的。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讨论

"九一八"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时,一些人把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意识",认为只有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提出了种种培养和提高国民民族意识的建议和主张。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或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的民族意识,他们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并接受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思想。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揭露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而且在"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

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是抗战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人类学与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应对国家民族构建和边疆开发建设中所作的学术努力。华西坝学人对开发建设边疆及促进边疆社会文化建设提出的系列建议,贯穿了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及增强抗战力量的关切。他们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认识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思考,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思想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同频共振。     

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

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籍人彭桂萼不仅是满园桃李的边疆教育实践家和著名的抗战诗人,也是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的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在《西南边疆》发表的5篇论文内容涉及云南地方历史、经济、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等,其研究独树一帜,体现了文本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及深刻的思想性、超前的预见性等多方面特点.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

“边疆民族”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主要指称之一,本身既体现以种族区分为实质的外来民族理论和以文野区分为主旨的本土边疆观念的奇特结合,更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批判套用、进而拒斥欧洲和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行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旨在化异从同,实行民族融合;一般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主张推行边教应先作民族调查,甚至用美国学者萨姆纳分析原始初民社会的“我群”与“他群”概念剖析汉族与边疆民族,客观上趋向将中国人进行民族划分.有关非汉人群称谓意涵的界定和概念的取舍,民族认同、政治立场等差异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所谓汉与非汉,以及非汉各群体之间的同异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实现存异与求同的协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抗战期间贵州航空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初探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由于贵州地处大西南的中枢位置,为满足抗战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贵州的航空运输业获得了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