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玩笑”话语的语用推理

“玩笑”话语能够增强话语的表现力,使人们之间的交际变得更加轻松有趣,有利于营造一种谕悦的话语氛围。“玩笑”话语在用词上表现出不礼貌的假象,很容易引起话语交际的误解。运用关联理论,从听话人的社会心理反应入手,分析对“玩笑”话语的误解产生的原因,可以在会话中找出话语意图的最佳关联,从而避免听话人对“玩笑”话语的误解。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通向“大文化”的重要途径——谈民间文学在群众文化中的作用

自群众文化在原始社会诞生以来,民间文学即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民间文学以其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不断集体修改、加工的特征,在发展丰富群众文化的诸多因素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这种作用在单一的“小文化”中不必说很显著,即使在“大文化”中也应清醒地看到。因为从民间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属性,以及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群众文化的发展史,都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民间文学的内部属性民间文学的内容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初民时期,民间文学主要反映初民们与自然斗争并征服自然的愿望。第二阶段是进入阶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论现象学考察过程中“自我”的显现

胡塞尔试图找到一种无前提的、绝对自明性的、科学的哲学,他的努力虽没有获得最终成功,却创立了在西方哲学界影响深远的现象学.现象学讲究通过"还原"摒弃一切感官、知觉和误解,最终达到"纯粹本质领域",在此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在设定和综合的主体或先验自我.     

《玛纳斯》英译本中“克塔依”与“别依京”误译探析

本文深入剖析了《玛纳斯》英译者是如何误解和误译"克塔依"和"别依京"这两个词语的,再根据我国学者对这两个词语的历史内涵解读,而后提出了可行的翻译对策,即采取音译法分别译成"K?tay"和"Bejin",并对其进行详细注解,还这两个词语以本来历史面貌。     

战国楚简的出土与先秦“情”与“志”的再思考

在先秦礼乐思想的学理背景下,"情"被看作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志"是后天培养形成的主观意志和价值意识.二者虽然都属于心理活动的范畴,相互联系,但又是性质、来源、作用不同的两个概念,孔颖达"情志一也"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左传>讲"以制六志"的"六志"不是"六情",而是沿循"心术为主"的理路,对"六情"的礼乐价值规范.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对此都有充分的证明.诗学批评中,人们也引入了"情志一也"这个话语,着意淡化它的礼乐政教的价值意识,强调其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将"志"消解在"情"的表现之中,实际又抹煞了二者的区别.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

国统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与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有关理论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场由文协在抗战初期组织和倡导的通俗文艺运动引发的论争,论争双方分别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新文学同人.论争起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问题引发的分歧,向林冰挪用延安的意识形态话语,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直接等同起来,导致了论争的复杂化,也造成了研究者长期的误解.今天看来,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而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重新理解和评价“庸俗唯物主义”

"庸俗"唯物主义具有简单化和机械论的谬误,因而一直被作为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但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其理论的全部面貌或核心内容.事实上,"庸俗"唯物主义理论学说中还拥有许多不但不庸俗,反而是高明独到、富有价值的思想."庸俗"唯物主义者们为唯物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何其芳·民间文学·延安文学传统

何其芳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他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领域"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与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特殊时段--延安时期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论20世纪初的宗族批判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对宗族制度、家族伦理的批判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重新辨析这一主题的建构过程会发现,对家族的批判不仅是"个人"独立的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也是进行家族批判的另一个基本动力.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对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倡导最终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得以确立,其中充满了歧异与矛盾,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努力.     

论新一次民间文学的普查、申报与保护

2005年6月起在全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民间文学"自有其独特性:一是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普查,这次可称为"跟踪调查"或"重复调查";二是民间文学普查不限于数据收集,而是要采集记录流传在口头上的作品,寻找和发现重要的传承人.在这两点上,民间文学与其他的类别相异.调查要遵守唯物史观和"全面性、代表性和真实性"的原则和参与观察法.与其他"非遗"类相比,民间文学名录的申报工作相对滞后,其原因既有工作的协调问题,也有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和理念问题.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民歌与淡怨:欧阳修文风的形成及美学意义

民歌不仅是中国音乐的源头,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着不竭动力.一直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道术为学者师"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忽略了其文学实践和文学观念中的民间因子.早期闲适的京洛生活,以及中年之前的历次贬谪,使其与民间文学充分接触,"樵歌""棹歌""楚谣""俚歌"等民歌因素在其作品中频繁出现,并被不断提纯,最终积淀为一种审美追求.民间歌谣自然随性的表现形式,以及言志体俗的内在属性,不仅为欧阳修的作品提供了"淡"的外衣,更使其作品淡中有物、淡内含讽,"淡怨"风格由此形成."淡怨"扩充了"淡"的指涉空间,彰显了欧阳修的文学史、美学史意义,及在"宋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价值.     

论“猥琐漫画”的性别话语机制

近年来"猥琐动漫"的流行,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猥琐动漫故事的描绘与叙述体现了个体时代动漫对性别的消费;折射了现代社会的性别人格认同危机以及商业社会在消费性别传奇的同时对传统性别机制的维护。而这三个方面正是影响猥琐动漫的描述决定其面貌的话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