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合理信仰"的批判

人类都有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但现实往往并不完美,甚至充满冲突、苦难与邪恶.在西方,上帝之至善与世界上恶之存在永远是一个矛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哲人都曾作出不同努力,去理解和解答这永恒的问题.中世纪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失去了奥古斯丁时代的权威,而17世纪和尤其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理性逐渐取代了信仰.但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18世纪理性信仰(reasonable belief)的出现,产生了接受现实的"乐观主义"理论,认为凡存在的皆必合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讽刺为武器,在《赣第德》这篇哲理小说中,对这种"乐观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在对西方从中世纪到17世纪和18世纪思想的变化进行梳理,探讨伏尔泰对理性信仰的批判,探讨《赣第德》所包含的思想意义.     

论孔、孟德位观的异同：以亲亲与尊贤的张力为中心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德位合一",不过,如何理解并实现德位合一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古人认为"德"可以通过血缘传递,因此德位合一表现为亲位合一。周人挑战了殷人对"德"的垄断,但宗法制并未改变亲位合一的格局,最终难以避免德位分离的问题。儒家虽然意识到成德依赖个人修养而与血缘无关,但又认为亲亲是个人道德的基础,并在社会政治层面坚持家国同构和公私领域的连续性,不愿放弃宗法制,这导致了亲亲和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张力。孔、孟德位观的差异即源于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孔子把亲亲内化为仁德的起点,寓亲于德,修德称位,但没有直接提出以德定位,举贤才无法成为公领域的普遍原则;孟子原则上支持以德定位,确立了尊贤在公领域中的地位,因此,在孟子那里,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师友关系而非对父子关系的模拟。不过,孟子在君位问题上采取了调和策略,主张在宗法制内部做有限改良,提出"贵戚易位"的设想,以避免对既有秩序的冲击。     

明清之际儒学之德的公共性与约束性发展——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的思考理路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以公共性的道与约束性的法为药,医救儒学德之病。为避免德与法的直接对抗,实现德与法的互通互补,方以智以道为缓冲。他通过五喻——君臣喻、四时喻、仁树喻、筐实喻与天日喻会通道与法。五喻显示了道法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道法互主,道主法,法又能主道;道法互生,生成方式多样;道法并置,既可离断分别,又共为一体。在道法会通的基础上,承接天日喻,如同天与日均以"於穆"为底色,道与法又都以"於穆"之德(生生之德)为基础,由此确立起儒学之德的主体,凸显德的生机。德与道、法具有了双向关系,德可展开为道与法,道的公共性与法的约束性又可捍卫德、反哺德,以补救儒学之德的缺陷。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主要是为了应对儒学面临的道德危机。以道、德与法为标准,人的道德水平可分为三类:有道有德的君子;位于道与德之中、法之上的大众,包括处于底部的乡愿;位于法之下的无忌惮乱法小人。明清之际儒学堕落,乡愿亦难求,方以智借助法,惩治无忌惮小人,以法卫道,以法卫德,解决儒学的结构性与制度性伪善问题,致力于庶民共同遵循的公正之道。方以智的思考具有原创性、超前性,对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教育思想:精义与启示

孟子教育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其精义包括: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仁德",恢复"善性";教育的价值在于使人有别于禽兽,使"贤"有别于"不肖",使社会伦常秩序得以规范,使"民心"得以归服;为师者,应注重言传身教,教之以德,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不屑教诲;求学者,应牢记学问之道,求其放心,欲其自得,反求诸己,立志养气,学思结合,以博反约,融会贯通.孟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实践有重要启示.     

需要的社会性探析

人们总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人的需要,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学理论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在对需要的社会分析和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以及当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路径,分别从需要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现当代社会之异化关系的深刻批判,揭示需要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     

简论王栋的反身观

明代思想家王栋强调切己自反的功夫,强调正己修身是主体之要。他把"知过"看着是"反身"的一个关键性环节,认为反身是返回到对责任主体的一种自我认定。他要求人们学会否定自我,进而不断超越自我。他还把反身之学与反身化导结合起来,认为反身修身,并非修孤德,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做好以德化人的工作。     

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的天道自然观和仁德政治论来抨击神学,反对封建统治;中国的启蒙思想者拾取儒学的民本思想和"人性天就"论来批判君主专制的统治和程朱理学的虚伪。二者取用儒学精蕴的社会基础相似,但现实环境的根本区别致其成效迥然不同。此既证实了儒家文化精华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又说明了儒家文化优化内核与时俱进,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之必要性。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蒋百里国防教育思想探析

蒋百里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他在国防教育方面的思想主要包括:批判"重文轻武"的文化传统,大力弘扬尚武之风;注重爱国心、公德心、荣誉感,吃苦耐劳精神的教育;强调尚武精神的培养要从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入手.其国防教育思想不仅对中国近代国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当今国防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奠基”还是“重建”?——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康德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持积极的拥护态度并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这些理念的哲学论证并不感到满意,甚至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双重的态度决定了康德在启蒙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奠基",而是一种"重建"。     

“尚同”与“尚贤”:墨子政治和合的伦理路径探析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合具有特定的善恶取向,其合理性取决于价值主体的指向性,即政治为了何种主体、满足何种欲望。殷商以来特有的历史情境造就了民本主义的政治情感,至战国时期,养民、惠民已经成为急切的政治需要。墨子关爱民生,以一种显别于儒家"仁政"的"义政"来推行、倡导"兼爱"以利天下的秩序安顿,在政治路径的选择方面主张"尚同"以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并通过"尚贤"缓和"人异其义"的伦理困境,以"君无常贵"、"贤无常贵"的贤德建设和合治德冲突,突显其异于时代的政治智慧,对当下的民主政治改革有重要启示意义。     

试论《搜神记》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搜神记>是东晋思想家、史学家干宝的心血之作.他以史官的身份记录鬼神故事,在汉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于神秘莫测的鬼神世界的描绘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儒家"孝"、"德"、"仁"、"礼"等伦理观念.     

论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

周秦诸子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以现实为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以历史为智慧的源泉与立论的依据。他们立足今天而反思过去,古今联系而相互比照,换位思考而得出结论,以史为据而抨击时弊。周秦诸子之书虽然成书年代不同,语言风格各异,政治主张有别,论述内容各有侧重;但多为论议时政而发,"博古"与"通今"紧密结合,于现实的批判中隐含对历史的批判,于历史的批判中贯穿对现实的批判,把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我们探讨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把握其思想大义与理论精髓,对于认识社会现实与体察历史大势,有着重要启示与鉴戒意义。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智德观的四大差异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智德观主要存在四大差异:在智的内容上表现为人事之智与自然之智的不同;在智与德的关系上表现为仁智合一与德智相分的对立;在智的地位上表现为智从于德与德从于智的区别;在追求智的目的上表现为成圣成贤与认识自然的迥异。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智德观的差异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反映,由此开启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即德性文化传统与智性文化传统。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曾国藩"德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之比较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富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其"德治"思想既有对古代"德治"思想的承继,同时又根据时势的变迁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尤其是他在选拔和启用人才时,动态考察人之德操,重视"自律"慎独"作用的发挥及"以德治军"的思想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入手 ,通过符号学的方法展开了对消费社会的分析 ,为研究日常生活的消费层面提供了新视角 ,并深化了西方的异化批判理论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论福柯的原创性

福柯打破启蒙运动的神话,本着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发现现代社会乃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结果是产生服从社会规范、熟练而又驯服的肉体,这种"驯服"是通过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实现的;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又喊出另一惊世骇俗之语:"主体"消失了,"人"已死亡了。这一系列极富原创性的思考均与福柯对考古学与谱系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成熟运用密切相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从未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他对疯癫与文明的考察和对现代传媒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他对现存世界的永不停息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