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庄子批》(学术资料·上)

山西省文物局藏傅山批点《庄子》过录本,封面朱批“傅青主批点庄子”,其中有眉批、旁批、根批,有朱、墨二色各种符号的圈点。因行文不便,此处只录批语,改名为《庄子批》。文中庄子语不注,郭象注语简称“郭注”,陆德明音义语简称“音义”,傅山批语简称“眉批”、“旁批”和“根批”。     

《世说》刘注引《庄子》考

《世说》刘注共引《庄子》13处,其中11处见于今本《庄子》且与今本《庄子》在文字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另外2处不见于今本《庄子》。刘注作注使用的《庄子》有郭象注本、司马彪注本和郭象、向秀共同注本。刘注所引《庄子》对今本《庄子》中某些文献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帮助,刘注也保存了两条《庄子》佚文。另外,对刘注引文的改动应该辩证分析。     

郭 象 性 分 论

郭象性分论束际成郭象（公元２５３年──３１２年）字子玄，是西晋元康永嘉年间玄学代表人物之一。郭象的代表作《庄子注》问世于元康年间。在郭注之前，注《庄于》的有数十家，同时代注《庄子》的也很多，有司马彪、崔撰、向秀等人的庄子注，李颐的集解。郭注别开生面，...     

林希逸以儒解庄及其原因

林希逸是南宋庄学家，有《庄子口义》十卷，此书是宋代庄学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环境、思想学术背景的变化，因而他解庄采取了与郭象、成玄英完全不同的解释视域与解释策略，使《庄子口义》呈现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他也继郭象、成玄英之后成为《庄子》阐释史上的又一重镇。林希逸开创了《庄子》阐释史上“以儒解庄”的传统，南宋特殊的历史语境与他正宗的儒家学术渊源以及理学家的身份，都促使他从儒家角度解释《庄子》。     

哲学园里的牡丹花

我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发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即学者对《庄子》的褒贬悬殊。从魏晋时代开始,好《庄子》者代不绝人。玄学家将它作为经典,称为“三玄”之一。唐代道教称为《南华真经》。许多著名思想家、艺术家,特别是画家,都深受《庄子》的影响,都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远的不说,现代许多著名思想家对《庄子》的评价也特别高。例如,鲁迅说:《庄子》一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就是说先秦诸子的著作没有超过《庄子》的。顾颉刚说:“在战国时代里,《庄子》是最高的哲学表现,《楚辞》是最高的文学表现。”徐复观研究发现,“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写了一部500页的专著,论述《庄子》     

“枯槁之士宿名”辩

在《庄子·杂篇·徐无鬼》中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即“枯槁之士宿名”,这句话在初读时很容易被略过,但细细想来,此句之意又颇值得玩味。在历代《庄子》注本中,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并不很完备,而尤其对“枯槁之士”四字竞无详细注解。而在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中却直接解释成了“山林隐士留意声名”…,这样一来,本来作为一对相悖概念的隐士和声名就发生了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在通过对《庄子》书中涉及的“枯槁”“隐士”和“名声”这三个概念进行考察后,发现陈鼓应先生的这一解释并不恰当,并且在文章最后给出了一个旁证,进而确定出“枯槁之士”的真正含义是可与贾谊所言的“烈士徇名”互训的。     

庄子“卮言”探源

庄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一般注家都认为它旨在说明庄子一书的文体。其中寓言解释为“寄托寓言的言论”,重言指“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但是注到了卮言,就出了些麻烦。凡关于卮言     

魏晋名士的注《庄》解《庄》及其误读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 ,注《庄》者蜂涌而起 ,诸家争胜 ,遂成大观。本文在对崔、司马彪、向秀、郭象诸注本之关系予以辨析的基础上 ,重点就向、郭注庄之异同及其对《庄子》的误读、东晋支遁等人的解《庄》情形及其释玄融合倾向作了探讨 ,认为就“艺术品是对不断更新的理解的开放”一点而言 ,魏晋人对庄学的理解、阐发是有益的 ;但就其与庄学原始义之距离而言 ,却渐行渐远 ,并对后世庄学研究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误导作用。     

逍遥:庄子思想的旨归

《庄子》中的“逍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物而物于物是逍遥之最低层次,物物而不物于物乃可做到相对的逍遥,而无待才能达到真正的逍遥。庄子主张丧我、解悬、无用等养生之道,就是为了达到逍遥的人生境界。庄子热忱地爱慕着“逍遥”,以逍遥之笔去道说“逍遥”,从而使《庄子》具有了独特的文学魅力。     

读庄一得——释鸿蒙

庄子寓言中往往杜撰人名,在《在宥》篇中,虚拟了鸿蒙和云将的对话。注家都把云将解释为云,那么鸿蒙是什么呢?历来都根据司马彪的注解释为”自然元气”,《辞海》等书也沿用了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鸿蒙”应当指的是雾。庄子这一段寓言是借云和雾的对话,来阐明他自己对“治人”的见解的。《说文》:“雾作(?),籀文省作”。     

"内七篇奥义"之一 藐姑射之山 无何有之乡——《逍遥游》奥义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首篇。为了强使庄学符合儒学,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的西晋儒生郭象,篡改庄子原文并加以系统曲注,导致旧庄学误以为《逍遥游》充满错简衍文且义理混乱矛盾,又误以为“鲲鹏”“大知”“尧舜”为庄子所褒扬。在复原《逍遥游》原文的基础上,作者无懈可击地抉发了被郭注遮蔽千年的庄学奥义。     

藐姑射之山 无何有之乡——《逍遥游》奥义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首篇。为了强使庄学符合儒学，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的西晋儒生郭象，篡改庄子原文并加以系统曲注，导致旧庄学误以为《逍遥游》充满错简衍文且义理混乱矛盾，又误以为“鲲鹏”“大知”“尧舜”为庄子所褒扬。在复原《逍遥游》原文的基础上，作者无懈可击地抉发了被郭注遮蔽千年的庄学奥义。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上)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天人之辩:《庄子》哲学再诠释(下)

通过反对“以物易性”即人的物化,《庄子》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合乎人性或人性化的存在的问题,蕴含着对人自身之“在”的关切。在何为合乎人性的存在以及如何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等问题上,《庄子》展示了其在天人之辩上的另一面。对《庄子》而言,人性化的存在,以同于“天”为其实质内涵;与此相应,走向人性化存在的途径,主要便表现为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这里既有化“人”为“天”(形成第二自然)、走向实践智慧的一面,又内含着对自在及自发形态的肯定。其中交错着确认目的性(对人性化存在的向往)与悬置目的性(疏离名利以及广义的文明化追求)、天道与人道、自然与当然之紧张。     

从哲学到艺术的醇化—《庄子》艺术探源

《庄子》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又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灿瑰宝,它在文学艺术上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建树,赢得了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清代文评家金圣叹曾将它与《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金圣叹评点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令人深思的是,《庄子》作为一部哲学著作,为何在艺术上能取得那样杰出的成就?他是怎样从古朴的哲学土屋跨入华美的艺术之宫的?许多人把这归之于庄子的艺术天赋或是楚文化对庄子艺术的特殊影响,而很少有人肯定庄子哲学思想对它艺术表现形式的决定性作用。相反,倒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庄子》的艺术是好的,但思想是消极反动的。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笔者认为,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而且也有违于《庄子》的实际情况。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决定《庄子》艺术表现形式的,正是它的哲学内容。换一句话说,《庄子》在艺术上的“奇功”,与哲学思想上的积极因素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点滴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论庄子的言说方式──重释“巵言、寓言、重言”

《庄子·杂篇》的《天下》和《寓言》中，称庄子的言说方式为“言、寓言、重言”，但这两篇文章对这“三言”的解释有很大不同，笔者已在《说庄子悖论》[1]一文中作了详细辨析。并进而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文体风格层面去把握庄子的言说方式，必须联系庄子的哲学思想，在“正在说不可说”这个哲学悻论的基础上去理解．本文意在以《寓言》将为本，重释庄子的言说方式。为了行文方便，先释“重言”。《天下》云，“以重言为真”[2]。郭象未注此句，而在《寓言》的“重言十六”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立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间尊…     

“狂人”谢灵运与庄子的“价值转换”

“元嘉之雄”①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蔚然成一祖,……,虽李、杜甚重之,称为‘谢公’。”②评谢者历代多有,其中清代东方树可算得上是对灵运深有会心之人。他说:“看来康乐全得力于一部《庄子》。其于此书,用功甚深,兼熟郭注。古人有一部得力书,一生用之不穷,尺捶也。”③东方树在这里将谢灵运所受影响全部归之于《庄子》,未免有失偏颇,但综观灵运一生,他主要受到庄子的影响,却是事实。这不仅表现在灵运的思想主要     

论庄子哲学的知与行

关于庄子哲学中的“知”与“行”,历来学者大都认为庄子的知行观是与其混世游世的人生哲学相对应的“毋知毋行”通观《庄子》全篇,特别是作为庄子真实思想的内篇,笔者认为,如果把知行观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虽然庄子并未把“知”与“行”作为一对范畴明确地提出来,但他那种以独特方式表达出来的知行思想,应在学术界中予以新的重视、新的考察。 一 中国知行学说史上,《尚书·说命中》载“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知行概念,先秦儒墨都继承了这一“知易行难’思想,十分强调“行”的重要性,“知”的前提性,并成为一种普遍看法,为当时及后来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

对名与言的考察,构成了《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涵义的关系,也指向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与名实之辩相关的是言意之辩,后者所指向的,是言与意的关系。同时,对《庄子》而言,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分”和“别”,“道”作为存在的普遍原理,则以“齐”与“通”为内在品格,后者使道与名言呈现内在的距离和张力。“道”能否以名言来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问题为对象,《庄子》进一步展开了道与言之辩。对名与实、言与意、道与言等关系的辨析,既展示了《庄子》的多重理论视域,又表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郭象哲学的基点及相应的几个概念

<正> 郭象哲学的基点是什么?许多文章及教科书都曾论及,其中以“命”说、贵“无”说、“独化”说、“玄冥”的神秘境界说为基点,给郭象下唯心主义断语者居多,以崇“有”论为基点,下唯物主义结论的也有人在。本人读郭象《庄子注》有一些体会,愿提出来供同志们批评指正。《庄子注》主要论及了万物因何而生的问题,如何存在的问题,由何而来往何而去的问题,还有与如上问题密切相关的物与自身、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郭象哲学的落脚点便显露了出来,它不是“命”和“无”,也不是“独化”和“玄冥”,而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