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耳目一新的《思维发生学》

今人耳目一新的《思维发生学》王步贵承蒙厚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张浩同志，将其新著《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一出版就寄赠给我，由于题目的新颖，便使我爱不释手，“昼夜兼程”，读完了全书，深感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学术专著。本书依据古人类...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巴金前期小说的浪漫主义

巴金是否曾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前期（1）小说是否是浪漫主义作品？对这个问题，三十年代就有不少学者评论过。最早提出《灭亡》中的壮大心“是著作者理想出来的”，是俞珍华于1930年4发表的《灭亡》（2）。1934年4月，王淑明在《新生》门’一文中，认为巴金作品，“包含着不少罗漫气氛”。同年7月，王淑明在《萌芽》’‘’一文中，明确指出，巴金在创作《萌芽》之前，其作品“都采取浪漫主义手法”。1935年4月，日本冈崎夫发表《在日本的中国文人·巴金》‘’‘，认为“巴金是在中国革命文学舍弃浪漫主义而开始走新现实主义的路之后，…     

《灶神之妻》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生活在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即美国“主流”文化和民族“边缘”文化中的美国华裔作家们体验最为强烈,也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通过其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对中国母亲形象的刻画,将具有东方传统特征的“母亲”与深受西方文化浸润的“女儿”之间的矛盾,艺术地提升到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层面上来,体现其所倡导的“继承母文化,吸纳新文化,东西方文化必然走向融合的文化‘大同’趋势”。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入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将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黎毅和他的“苦命小说”

三年前，我与黎毅先生还是一面之交。当时我读了他刚出版的《黎毅短篇小说集》，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写了一篇评文——《窥到下层人物心灵的作品》。不久，收到黎毅先生给我来信。信中充满着幽默感，说“我不自量力‘倾囊投资’出了这本集子，今天读了尊作，本钱已经‘收回’，而有盈余。”他还自谦形容自己，“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听话的人可能不知所云。”故此，他建议往后要以书信“作笔谈”。即“心内有话，慢慢想，慢慢写。”谁知自那以后，我们的信件往返不断，成了“心灵之交”。每读他的信，总觉得像读他的作品那样“过痛”，窥到他…     

拉斯普京创作中的情感教育和艺术风格

拉斯普京是当代苏联文坛上十分令人瞩目的作家,被称为苏联、“当代主要散文家之一”。从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1967)发表,到他的获苏联国家奖金的著名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问世,前后不过七年左右的时间。他的成功之快令人惊诧,以至评论界有人认为:“‘早期’的拉斯普京与成为文学大师的拉斯普京相比,时     

多维文化视野研究的新硕果——束景南《朱子大传》评介

束景南教授所著80余万字的《朱子大传》,1992年10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国哲学史研究著名专家张岱年和国际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陈荣捷皆特地为此书写了书序,张认为“这部《大传》把朱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是值得赞扬的”;陈亦认为《大传》“从多维文化视野研究,以补‘行状’‘年谱’之不逮”,“其学问方法,诚属上乘。且多新见”。     

《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关于康德思想的分期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赵冬垠同志《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文说:“西方哲学史家历来把康德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时期’,而以《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那一年——1780年作为分界线。”我认为此说不妥,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赵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间,前面说“是1781年出版的”,后面又说是1780年     

《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孟子》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前几年“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时,很多人认为是指沦于庶民的奴隶主贵族,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有坚持这种看法的,认为“孟子所谓的‘民’一般地说并不是指劳动人民,而是指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而降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孟子所同情,并为之辩护的‘民’正是这种‘庶族’之‘民’。”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现就《孟子》中涉及到民的主要章节逐次论述。     

不断进取,有所作为——怀念冯文炳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先生是“以‘废名’出名”的作家,是一位颇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家。早在一九二二年秋,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那时的作品大多收在他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里。后来,他更以废名的笔名陆续写了四本小说,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一九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以及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至于连载     

鲁迅《致小林多喜二家属(唁电)》译文商榷

日本优秀的革命作家、共产党员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法西斯“特高”警察逮捕并遭残杀。鲁迅闻此噩耗向小林多喜二的遗属发了唁电。这一唁电,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师大两校的中文系收入了他们合编的《鲁迅书信选》(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一九七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二六页),题为《致小林多喜二家属(唁电) 》。唁电注释中提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日本筑摩书房出版《小林多喜二》一书时,曾将此电文制版复印”。乍一看来,被制版复印的“此电文”当是汉语电文了。但是不。该书“编者说明‘三’”说:“致日本人的信,原文均系日文。这里刊载的是译稿。……”     

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

一九七六年二月,《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经过该书作者进行了所谓“根本修改”再次出版。既名“新探”,又是七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著作,人们会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论语》的研究有什么突破。然而,它不过是对几组普通词语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考证,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人”和“民”。据作者说,他“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作者断言:《论语》中的“人”专指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民”专指被统治阶级即奴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史学入门》订误一则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1986年5月第2版)第140页上说:“创立道数的人,是东汉末年的人,叫张道陵,也就是张陵.他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到三国的时候,出来一位叫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他倡立‘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治一治病,要给五斗米.”说张陵“是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人”、张鲁“是陕西汉中人”似欠正确;张鲁“倡立‘五斗米道’”,亦欠确切.张陵是张鲁的祖父,《辞海》、《宗教词典》(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1     

关于知识分子"新概念"

从网上看到李德顺先生《“知识分子”新概念》一文,也看到其他好几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心有所感,也想一吐为快。李氏破除了《辞海》所谓“有一定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之解说,并认为它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界定,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破除“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所谓文化社会学界定,并提出了他的“知识分子新概念”:“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就不能不斟酌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     

认同与离异--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

“中日文化近代转型比较”这一课题一直都倍受学者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日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先生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作者选取了1862年日本“‘千岁丸’航行上海”这一历史个案,来分析中日两国近代转型的差异及其原因,可谓独具匠心。此著最大的特点是作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分析日本藩士们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考察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离异心理。作者指出,“千岁丸”上海行,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现象,但它背后…     

学习鲁迅 造就文艺新军——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中,尤其是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呕心沥血,培养文艺青年,造就文艺新军。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自“五四”开始,“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     

《对一个人的阅读：韩少功与他的时代》简介

孔见等著《对一个人的阅读：韩少功与他的时代》一书于2013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未完全打开的具象之门——读韩少功《暗示》札记”、“寻找语言之外的语言——重读《爸爸爸》”、“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孔枝泳的《孔枝泳的智异山幸福学校》比较研究”、“韩少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占’——从老外的眼光看”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