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差序"的延续: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结构变动

通过对山东青岛3个社区的事例考察,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社区结构进行描绘,进而探讨了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动的个性化特征.研究表明:不同形态的社区形成显示出"差序格局"的结构性特征的共通性与稳定性,从"基层结构范式"视角探究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模式建构——以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为切入点

通过对村落微型社区的研究来透视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生活的本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费孝通先生根据长期的村落调查研究,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对这种微型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反思.由此出发,建立一种包容时间、空间、文化分层互动的三维研究模式,将微型社区研究与宏观历史相结合,在"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探究民族村寨文化的变迁与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贵州瑶族绕家支系传统社区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述略

贵州瑶族绕家支系是指以麻江县龙山镇河坝村和都匀市匀东镇绕河村为主要聚居区的称为"绕家"的这部分居民,这两地也是瑶族绕家支系生产生活的中心区域。这里拥有较好的社区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在2013年和2014年被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认定为中国传统村落。从学术上对其传统社区自然生态和文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和现实意义。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空间: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的新视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确立了村落作为一个多重属性的社区空间所具有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本身贯穿着"空间"的属性,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型遗产,更无法回避空间问题。文章运用人类学的空间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实践打破窠臼,构建保护新模式。只有视传统村落为动态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空间化保护实践,才能体现村落真正的空间意义,让文化遗产扎根于村落社区。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社区参与、仪式庆典与村落整合——以广西恭城平地瑶盘王节为例

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构建生活空间与社会网络是我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基本形貌。仪式庆典对传统村落以及区域社会、文化整合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社区参与模式和村落整合程度密切相关。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水滨村平地瑶盘王节采取政府引导、瑶学会指导、村民主导三位一体的模式,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三排六姓村落成员自觉、有效、充分的社区参与,不断传续、再造村落社区关于族群迁徙和盘王崇拜的集体记忆,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中国外交研究的三种视角：国际结构、国家、社会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提高、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中国学者正在逐渐推进中国外交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与中国化。重点考察中国外交研究的三种研究视角,即以结构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视角。然而不少中国学者在具体分析中侧重综合运用此三种研究视角,但是中国外交研究者需要关注不同理论视角在不同问题领域、政策选择以及不同层次的适用性,历史因素、文化与观念等话语,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间互动等方法。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刍议——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公共权威体系的运作不仅要解决其现实性问题,还要解决其合理性问题。以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基层水利治理中的公共权威运作为例,全面检视了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威的合理性问题,并从传统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威产生的现实逻辑,乡村社区公共权威与作为基层水利治理基本制度设置的水权制度的关系,其为村落公共空间提供的价值认同与契合三个方面展开。     

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为个案

社区生态旅游(CBET)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模式发现,CBET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2014年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述评

对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进行述评,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最新成果,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寻求解决办法,有助于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2014年中国传统村落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的重视与基层的响应,传统村落保护措施,基于传统村落个体研究的一般性结论,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民族共居社区建设中的实践——以宁夏闽宁镇原隆村为例

传统村落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面向。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政策,其目的直接指向特定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和乡村振兴。以宁夏闽宁镇原隆村为例,从经济—利益、政治—法律、精神—文化、社会—情感四个维度对社区建设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与生态移民村落的现代化转型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区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一种互构逻辑。     

变化中的不变 ———基于对贵州省镇宁县某村落集市的人类学观察

自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概念后,基层市场成为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关键点,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通过对贵州省镇宁县募役乡一个村落集市--斗糯村市场的人类学观察,静态描述了该市场的基本状况,初步呈现了今日村落集市空间体系的诸多特征,并分析了其在附近社区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功能.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该村落集市的空间体系特征和社会结构特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今日的村落集市所呈现的空间体系特征与以往已有所变化,但其某些特征则仍然保持着以往的传统,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依然突出.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