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旧利益

"只有通过克服既得利益,中国才能将改革进行下去",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现在的情形是:既得利益不会自我改革,政府和民众没有能力来克服既得利益。这种情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问:中国的改革还有前途吗?     

为领导干部荐书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改革的逻辑》     

只要你不存偏见

不久前,有不少人传言我所熟悉的一位县级干部为了得到提拔向一个企业借用了50万元钱。很多人在继续传播着这个传言的同时,也不免追问:真有这回事吗?我则宁愿相信他没有这个胆。为什么一个传言会惊动这么多人的好奇心?说起来还是人们对官场缺乏信任,对干部任用体制缺乏了解,甚至心存偏见。只要说官场的人贪污了、腐败了、搞男女关系了,大家都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只要说一个被提拔的干部送了多少礼、花了多少钱,大家就很容易信以为真。这个庞大的、在许多人看来高高在上的“神秘”阶层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是众多人关注的焦点。所以,媒体上披露的…     

改革不能回避七个问题

<正>中国的改革在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磕磕碰碰。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为什么腐败问题三令五申,却继续蔓延十分猖獗?根本问题就在于体制。谈行政改革:监管应转事前为事后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允许你做才能做,主要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处罚。行政审批讲的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措     

实实在在创政绩

前不久笔者到鄂南某县采访,一位在该县当中层领导的昔日战友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领导者还要不要重政绩、创政绩?如果要,为什么很多报刊文章宣传这里砍掉了多少政绩项目,那里拿掉了多少政绩工程呢?面对这些宣传,有些干部都不敢大胆地创政绩了;一些被赞为有政绩的干部,不但不觉得光荣,反而有些灰溜溜的。战友提出这个问题,使我觉得有必要对政绩问题作些正本清源的辩析。     

为什么要工作

人为什么要工作?无论这个问题能有多少种答案,大概最糟糕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不得不工作。其实更糟糕的是:有为数不少的人正抱着这个糟糕的、不得已的态度工作,以至于自己的生活质量出现了问题还不知道为什么。     

体制创新要直面既得利益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日前撰文说,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作用在今天我们进行政府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日益体现出来,保持对既得利益的高度警惕,把既得利益的干扰降到最低限度,对于保障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格局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正>格局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高大上,人人都有,它就是我们的认知层次。认知层次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而行为本身又决定了我们的高度。职场上有太多浑浑噩噩的人,他们不停地横向比较:同事偷懒我为什么不能偷懒?同事拖拉我为什么不能拖拉?或者把工作看成是计件奖赏:今天我在这儿待了多久,你给我多少钱。老板要设置打     

鲍默,微软的秘密武器

史蒂夫·鲍默,现任微软总裁,被称为比尔·盖茨的秘密武器。他和盖茨有何渊源?为什么这个身价120亿美元的富翁还要朝九晚五地去上班?他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雇员,什么职责让他值这么多薪水?     

言论

正为什么每次努力学习的都是官员讲话而不是法律?———任志强其实,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发现,衡量自己成功的标准就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你,爱你。———沃伦·巴菲特     

采英拾贝

<正>现在改革难就难在法律太多,好也好在法律太多,二十年前改革法律没有太多,三十五年前改革法律更没有那么多,没有多少法律,那时候改革怎么改怎么对,怎么改怎么没错,怎么改都行,现在可不行。———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怎么能够有效推进改革?可能有一个办法值得注意,就是尽     

政经评论

■《南方周末》:思想解放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目前,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席卷广东。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上下同心,那么现在则是明显的两头热,中间冷。1月17日,《南方周末》评论员文章认为,思想解放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更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要解放思想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     

你能当领导吗？

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楼倒塌后不久，当时的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问，有多少人丧生?朱利安尼回答说：“确切的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不论这个数字是多少，肯定都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盲目拍卖国企劳民伤财

<正> 中共中央党校王珏教授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刮风,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用国内外招商方式拍卖国有企业的方法是劳民伤财。 王珏教授指出,现在有些地方的官员,或带着上百个企业跑到欧洲去卖,或带着企业到国内的经济特区去卖。现在有多少人能买得起企业?而且在没有对企业情况进行深入了解、考察的情况下,谁敢拍板定案?不去扎扎实实地搞改革,而是想偷懒,想一卖了之,这是行不通的。     

司法体制改革没有退路

<正>任何一项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在方向不错的前提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学评估现有改革的成就与不足,不难发现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不得不寻求体制性的突破。这是因为:其一,以往的司法改革举措,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司法系统本身,难以超脱现有司法体制的局限。时至今日,体制内的增量改革已越发接近自身功能的极限,能够修补的差不多都修补了,不能修补的问题多是体制性障碍,因而进入     

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主客同体问题探析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大障碍就是主导改革的政府兼具改革者和改革对象双重角色,囿于传统官本位和既得利益,致使每次政府改革都是在体制内封闭进行,成了治标不治本的自拉自唱,向旧体制反弹的情景反复上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使破解这一主客同体难题有了突破口,即将政府职能转变纳入国家治理法治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政府自身革命,合理规范权力运行,以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千载难逢的创业机遇

如果你可以洞悉未来,你愿意付出 什么代价?如果你能够预见未来,你又 能否把握机会?有什么股票你应该卖掉 但没有卖?有什么商品你应该买却没有 买?有什么机会你应该把握而又错失? 你一生中又能遇到多少机会呢?这个时 代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你要格外留神。 每十年就会有一些配合时代的伟大 产品出现。70年代是微波炉,80年代是 录像机,90年代是电脑和互联网。在80 年代把握机会的,现在都已成为百万富 翁,在90年代把握机会的,则已成为亿 万富翁。在未来几年中,也一定会出现 这样的机会!世界顶尖经济学家保罗· 皮尔兹预计,到2010年,与健康相关的 产业就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每年10000亿美 元的收益,这些收益来自为大众提供令 人更健康、更美丽、延缓衰老或预防疾 病的产品和服务等等。     

财会人员的观念变革

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制不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状态已经引起关注。最后一段时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很激烈，这是好事。因为争论本身表明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重新认识。经济学界现在对信用经济的问题讲得非常多，但实际上“信用不经济”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根本没有搞清楚。因此，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我国这种骗人的东西老是存在？肯定是我们的体制上有毛病。我看毛病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财产制度，再一个就是政府。如果从体制方面来思考我们在信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对解决效果更好一点。现在对信用经济状况很糟的现象，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人在试图从不同的方向上去解决问题：一个是政府拼命地讲自己如何来打假，怎么样搞才能消灭经济秩序混乱；但经济学界的不少人对此似乎不太相信，他们一直认为“信用不经济”的间题，实际上是与政府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相关连的，政府是有责任的，因而关键是要改革政府体制，使政府体制更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信用经济制度的要求。     

企业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哪里?

<正> 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究竟应该选在哪里? 企业体制 企业体制改革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也是我们始终抓住不放的一个突破口。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二步利改税,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说,我们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最佳模式。 为什么我们找到了最好的企业体制而在推行中效果却并不理想,以致原定为时一年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不得不延长一年呢? 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职能没     

防范由“既得利益者”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思路

既得利益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既得利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一切已经获得的既有利益,狭义是指借助于公共权力谋取私人或部门的特殊的、非正常的或不正当的利益。现在通常采用狭义解释。事实上,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其中也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既得利益集团是指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特定群体或社会阶层,为了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目的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党一再声明"党内决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防范领导干部由广义的既得利益者蜕变为狭义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严肃对待并认真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