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金收入在职务犯罪成本中的构成比例与高薪养廉措施的应然定位分析

公职人员所获得的正当薪金收入,是其腐败行为所支付的主要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提高,对抑制腐败犯罪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发展。薪金收入只是腐败犯罪总成本的一部分,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其预防腐败犯罪的功能将变得有限。当前,公职人员的薪金收入整体不高,应适当提升,但并不意味着赋予其绝对的高薪,高薪养廉的做法也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当下,应在确保公职人员较高收入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其他措施来共同预防腐败犯罪。     

“精兵简政”与“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的经济学含义,是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以防止腐败。付出的成本是“高薪”,得到的收益是政府官员、公务员的“廉洁”。这一办法在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实行得较为成功,有学者以此为据,主张在我国也推行“高薪养廉”。 然而,目前我国并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的基本前提条件。 要实行“高薪养廉”,首先应具备两大基本前提:(1)维持文官系统的适度规模;(2)政府职能合理化、规范化。维护文官系统的适度     

高薪难以养廉——防治权力腐败应采取有效的措施

高薪养廉是一种单边论。权力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驱动的诱惑而产生的,这种利益诱惑力远远超出高薪承诺的影响。本文认为高薪养廉是一种摆设,也可以说是对权力腐败的一种软弱无力的妥协。     

宋代高薪和清代养廉的反思

正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在宋代统治者看来,历朝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原因只有一个,俸禄太低,官员穷困导致集体腐败,因此,推出了高薪养廉制度。但是,高薪养廉制度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对官员腐败的影响程度,忽略了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性,自然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经济学家说腐败

腐败源自经济控制政策?腐败在某种情况下对经济有益?减少腐败现象需要高薪养廉?     

高薪能养廉吗

高薪养廉是一个时期以来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但是，高薪真的能养廉吗?……     

浅谈高薪养廉在中国的适用性

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一直受到党、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从近年我国频频出现的贪污受贿案,值得所有的人深思。本文从目前中国的国情出发,针对高薪养廉这一重要的防腐措施展开,从研究高薪养廉在中国实行的充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三个角度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至少以中国公务员队伍目前的状况,高薪养廉是行不通的。     

新加坡“高薪养廉”实情

<正>新加坡的所谓"高薪养廉",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传说。新加坡给公务员高薪之前,就已经廉了。新加坡卓有成效的廉政努力,始于人民行动党1959年上台。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反腐取得进展:一方面提高腐败的惩罚,雷厉风行地查案,维持压力;另一方面则减少行政审批,压缩基层执法人员便宜行事的权力,减少灰色空间。至少在1972年之前,"高薪"尚未出现,高级公务员反     

从“高薪养廉”的视角谈我国的廉政建设

"高薪养廉"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功推行,而我国的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但由于我国的国情、法制以及国家性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因此"高薪养廉"在我国目前还难以推行。本文首先详细分析了在我国通过高薪还难以养廉的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加强廉政建设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对策和建议。     

反腐败对策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用经济学理论对反腐败领域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探究反腐败对策的最佳方案。在腐败行为中,公职人员为了获得财产性利益,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主要包括心理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等。通过对腐败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的分析,可知各成本要素在腐败总成本中的构成机制存在差别。为了取得最佳的反腐败效果,应着力提升直接成本中的心理资本;适度提高公职人员待遇,提升机会成本;加大追责权重,提升实然惩罚成本,并确保对腐败犯罪的裁判严格遵循法律。     

新加坡高官降薪始末

新加坡素以高薪养廉著称于世.但是,2011年5月大选后,新加坡政府即着手进行政治职位降低薪金的制度改革.独立的薪金检讨委员会经过数月酝酿,于2012年1月提出了薪金改革报告.根据该报告,总统年薪将从316万7500新元减至154万新元,减幅达51％;总理年薪将从307万新元减至220万新元,包括去除养老金后,减幅达36％;初级部长、资深部长(MR4至MR1)至副总理的年薪将从158万新元至248万新元,减至110万新元至187万新元,减幅达31％至39％;国会议长的年薪将从117万2800新元减至55万新元,减幅达53％(1新元约等于5元人民币).人们不禁要问:新加坡最近发生的高官降薪改革意欲何如?     

压力源视角下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归因分析——基于对J省A监狱23名在押服刑人员的访谈

基于压力源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J省A监狱23名在押服刑人员进行访谈,可以发现,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受到办事资源压力、不良亚文化压力、经济刺激压力、工作冲突压力、政治前途压力、人情世故压力等六维度因素影响。基于此,对于基层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应以"三预"为指导,即危险预警、犯罪预测、犯罪预防。     

不能高估“高薪养廉”

<正> 在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教授说,要加快经济立法,铲除贪污。他提出,对于“高薪养廉”的作用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不能估计过高,更不能认为唯有“高薪”才能“养廉”,不实行“高薪制度”似乎就没有办法进行廉政建设了。对于国家公务人员来说,需要有三种机制:一是筛选机制,二是保障与激励机制,三是约束与监督机制。     

高薪养廉与人满为患

政府公务员涨工资的幅度本月就要公布了,和前几次一样,又引来了关于"高薪养廉"的讨论.反对的多,赞成的少.反对者强调在"养廉"上法律比高薪更重要.     

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

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郑也夫一．养廉应该及能否实行○时下腐败是社会上议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早有学者指出，养廉是防止腐败的前提措施之一。但也有人担心，只怕养廉的钱掏出来了，腐败却并未解决，岂不是肉包子打狗，愚不可及。不知您是怎样看待养廉的...     

芬兰清廉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芬兰被认为是世界上清廉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的经验是抓住“信任、法律、道德”三个方面建设，同时注意“法律必须清晰严肃，官员要高薪养廉，突出职业人士的道德意识，及时惩罚控制腐败行为”四个环节。这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误解高薪养廉

在对历时十五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作出评价时,最让国民在道德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腐败行为的泛滥。在谈了太多的如何遏制腐败的话题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问一下:“官员为什么要贪?”原因固然很多,但钱少恐怕无论如何也该算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吧。古代的“千里做官为求财”说法,说明了中国人心灵深处对在政府任职的一种世俗看法,现行体制中官员收入的长期普遍偏低,至少在意识深处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推展。规范化的官员体制,除了强调人民公仆应有的奉献精神之外,也似乎应该看到为广大公职人员营造一种生活上较好、精神上充实的环境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养廉虽然不是造就廉洁的充分条件,但却应该把它看成是必要条件之一。     

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现状分析

一般认为,政府部门腐败主要是公职人员的道德败坏,从而损坏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所以只要对公职人员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就可以减少或避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软性的约束,存在自身的缺陷。要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素养,只有通过法律的刚性措施与伦理的软性结合,才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治腐败,从而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国以来,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从行政伦理立法、执法、监督和道德教育几个方面继续加强。     

收入水平与廉洁指数的微妙关系

"高薪养廉"一词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变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高薪能够让公务员不必为"谋生"而去贪污受贿。显然,这是物资紧缺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贪污腐败的一种直接理解,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就不能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高薪及廉洁的问题     

“养廉”纵横谈

“高薪养廉”之说,闻之于耳、寓之于日,已有几次了。廉,奉公守法、正直无私之谓。无论哪个时代,都希望廉吏广有,而不愿见贪官充斥。然而,历史上吏治称美的局面却往往与厚禄高薪无涉。暂且说近不说远,建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