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道之缺与治道之弊: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哲学视角解析

在中国频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有一类值得特别关注:它与那些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事件不同,表现为一种非直接利益冲突,仅是由"偶合群体"引发起来,无组织无纪律,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指向,却常常升级为规模性的暴力事件。从哲学层面来探究,会发现非直接利益冲突具有一种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精神内涵,可名之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此相关,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缺乏政道奠基的治道无法真正客观化,难以形成"对列格局",民本观念只是一个虚悬的理想,广大民众处于半睡眠的潜伏状态,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社会转型时期极易受到刺激而引发群体性骚动。     

善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由利益要求、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群众形成群体,聚众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来主张合法权益表达意愿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应依法妥善处置的事件。目前我国社会中的群体事件的性质是非政治的,大多数是利益诉求型矛盾。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社会结构重组的时期,因利益诉求渠道不畅而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处在第一线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积极构     

从政治学角度浅析群体性事件

妥善有效地处置和化解群体性矛盾是当前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现阶段的群体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具有非对抗性,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宁。因此,通过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来寻求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整体环境和个体关联对群体性事件产生与演化的影响

对群体性事件产生与演化规律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题,而发展迅速的计算社会学方法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部分案例,可以发现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个体利益诉求渠道和社会普遍情绪这些内生性因素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整体环境要素,这些内生性因素的存在和组合达到一定水平,就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条件,而在这些宏观条件下,个体之间通过社会网络产生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对群体事件的产生与演化也有重要影响。通过基于社会网络的计算社会学模型的模拟检验,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演化进行了计算分析,讨论了整体环境和个体关联的各要素的作用,获得了部分内生性因素在其他条件既定时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临界值。研究工作为进一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演化与形成机制提供了必要的模型基础。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呼唤政府转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与矛盾凸显时期并存的阶段,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且数量及激烈程度呈上扬之势。群体性事件正以它的危害性大、感染性强等特点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因而成为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和应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它反映了部分地区恶化了的官民关系,暴露出当地党政部门的管理失误和因此而积累下来的严重的公共问题。在多数群体性事件中,群众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合理的,是在正常利益诉求渠道并不畅通有效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情绪宣泄。这一定性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党政部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所应采取的措施。     

2012群体“乱象”分析

[案例] 2012年国内爆发出多起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如河南安阳事件、江苏启东事件、宁波镇海事件、反日游行事件等.纵然政府、学界与民间对群体性事件的反思不断,总还是不断上演"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群体"乱象".     

集群行为情绪表达机制的理论构架

<正>有学者认为,至少到2020年都将是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刘能,2009)。在学理上可将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分为两大类:集体行动和集群行为。分析集群的概念,相对于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个体集合的集体,集群是由各种阶层的民众自发聚集而成、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临时性群体,自发性是其关键特征。因而,集群行为可定义为由不特定多数人临时聚集形成的偶合群体,受外界刺激而实施的没有法律依据、重在发泄不满的体制外活动(王赐江,2010)。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集群行为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两种:问题聚焦取向和情绪聚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催生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又增强了民众的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民众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逐渐形成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但由于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不畅通,公众的参与诉求无法有效输入政治体系,从而使政治体系的运行出现断裂,大量的公众诉求被排斥并聚集在政治体系之外.当偶发性事件出现时,这些被聚集的公共诉求必然会通过非制度化的群体集会和抗议表达出来,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如何使公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公共决策,保护公民的权益,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应过度政治化地解读群体事件

用较长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两年群体事件仍保持在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状态"阶段。行动者认同既有社会体制,但使用体制外的手段表达诉求,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预计在今后,群体事件的组织化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抽象诉求会越来越多。对群体事件的这种发展趋势,要有足够的准备,要适应民众公开表达诉求,要在中小型群体事件频发的局势中学会社会管理和执政。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抗争模型及其研究展望

群体性事件是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为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介绍了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抗争模型,通过相对剥夺、群体认同和集体效能来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阐述了相对剥夺中的个体相对剥夺和群体相对剥夺、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群体认同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和集体效能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并对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做了介绍。最后指出社会抗争模型需要对模型中各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并将其他重要因素如群际情绪、政治信任等因素包含到模型中。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再审视——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与治理结构的转型

当前我国面临社会矛盾凸显与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参加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化,表达方式从无组织走向组织化、平和化、法律化,表达平台是现实与虚拟交融,表达诉求交叉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那就是治理理念应该从"管制思维"走向"法治思维",治理重点要从"应急处理"走向"常态管理",治理模式要从"政府包揽"走向"社会共治",治理桥梁要从"封闭媒体"走向"良性互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随着网络媒体的流行,逐渐解构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生态.笔者选取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性及围观群体的行为及心理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其体现的一般规律性,并由此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折射出的社会阶层图景进行反思.同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严肃、客观的评判,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举措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民主社会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真正成为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有力武器.     

群体性事件的根因探析

一目前,群体性事件已不再为大家所讳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群体性事件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增加。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程移民等补偿纠纷引发,还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局限于某一行业或职业群体,同样与劳动关系变更或某种物质利益纠纷有     

从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探析农村民生问题的解决策略

近些年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不仅造成了人员以及财产上的巨大损失,也使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干扰。透过各类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在于农民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映射出农村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分析一般民生问题演化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探究预防民生问题演化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使农村民生问题和矛盾尽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提升社会效率。     

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法定权力赋予的领导者,它的领导行为及实践会影响权力距离,进而放大或弱化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以权力距离—集权需求为维度的四分图,提供在中观的层面上理解如何提升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领导行为的理论框架,结合江苏启东"7.28事件"的探讨,提出在一定限度内的低权力距离社会和高集权需求社会都有利于弱化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且交易型领导行为、精神型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传统型领导行为等四种政府领导行为,需要根据群体性事件具体情境的变化,完成与权力距离、集权需求的动态匹配。     

群体事件:2009年想说少点不容易

2009年,各种因素将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减少群体事件,难度较大。首先,因各类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增加趋势。在农村,因土地、林地和环境等问题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危机预警干预与综合防控

新时期的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新问题、新矛盾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置群体性事件,如果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思想工作技巧,不能及时对事件中群体的心理危机进行有效疏导和干预,将有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引发暴力对抗.因此,应根据群体性事件酝酿蓄能、诱导发生、发展激化到最后平息控制四个阶段存在的不同社会心理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以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动机和激化的可能.     

基于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

通过对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以探寻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解决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问题。首先,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过程及相关的利益冲突,并考虑当群体间存在信息交互时,监管部门采用舆情引导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演化特征。其次,运用优化理论探讨了监管部门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整体利益时应如何解决环境污染事件。研究表明监管部门加强舆情引导、避免发布错误信号、提高其公信力均有助于环境污染事件冲突的规避和解决;对于污染的治理问题则可以合理采用实物保护和警告处罚等方式。本文在综合考虑长远影响和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考虑信息交互并引入舆情引导,运用演化博弈和优化理论探讨监管部门应如何有效地处置环境污染群体事件这一问题。     

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

近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群体性事件表现各异,原因复杂.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益失衡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事件虽然无法完全杜绝,但也并非不可控制.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一定要有正确的思维进路,一方面做到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对已出现的问题要应对有序.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明确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由 对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渠道的不畅、公共决策的失误和不当行政、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制度缺陷等.笔者认为,利益失衡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是一定的人群(阶级和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定条件下的选择,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所以,利益问题是引发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