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考察我国行政监察制度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年来公共行政理论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提出源于对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关注。街头官僚不仅在政府雇员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由于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他们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直接影响许多公民的生活福利。街头官僚理论的提出和深入研究对我国当下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给出了解释,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实践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我同行政监察的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街头官僚转型与政策创新

近年来,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供给理念不断创新。在压力体制与资源吸引的双重作用下,街头官僚具有较高水平的政策创新活力,而自由裁量权又使得街头官僚具有政策创新的相对优势,这对于街头官僚转变为政策企业家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多源流理论的分析,街头官僚能够通过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条溪流的汇合实现自身角色转变,为政策创新提供有力支撑。为充分实现政策创新的目标,街头官僚要努力实现共识基础上的集体政策企业家建构,保证政策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以政策建议与地方、国家政策创新相匹配打开政策之窗,上级政府则要构建政策企业家价值发挥的环境与辅助制度,共同促进公共政策发展和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的多元合作——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在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到来后,社会治理面临着全新的生态环境,随着权力分散化、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和社会日益多元化,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在传统的官僚制度和科层制范围内解决。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包含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建立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和跨边界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多元治理主体互联、互补和互动,这也是实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必然选择。     

信息时代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权的变革与挑战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着传统政府迈向数字政府、智慧政府,街头官僚亦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变革浪潮中。本文对信息技术如何重塑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信息时代街头官僚的变革趋势,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信息技术,重塑街头官僚及其自由裁量权将带来的种种挑战。     

从英国脱欧公投看官僚治理的失败和元治理的兴起

英国脱欧公投经历了从个体诉求的表达到群体的政治动议,再到国家决策三个阶段。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是官僚体系治理失败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官僚体系的制度供给失败引发治理的紊乱与无序;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不力集聚大量的社会矛盾。元治理理论立足于政府制度供给,从三方面有效规避治理失败的风险:一是重建规制,政府担负制度供给的重任;二是凸显政府治理体系的主导地位,政府掌控治理全局;三是政府担负治理的绝对责任,并为其他主体划定责任界限。     

找回群众:基层治理的探索与重塑

正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重塑国家治理,成为理论界亟须探讨的重要问题。得益于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近年理论界也开始注意到群众路线在塑造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一般认为,群众路线不仅在土地改革、改造旧官僚体系、形成新国家观念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塑造了新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创立的政法传统、信访制度、"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简约主义的地方治理,构成了新中国既不     

街头官僚政策执行的失灵及其矫正——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近年来,街头官僚逐渐进入公共行政学界的研究视野。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街头官僚的研究旨趣,主要集中于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能力。美国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进路

正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方面的举措至关重要。一是厘清并合理确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边界。首先,从法理层面明确哪些是国家权力,哪些是社会权利。其次,在制度设计层面明确权力授受的具体程序。二是规范国家权力体系并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在中国,党对国家的领导,是党通过所掌握的国家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现状与评析

本文首先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概念做出界定,然后梳理了乡村治理结构研究的各种观点,并对当前的研究做出总结性评价:一是注重在整体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对村治本身的关注较少;二是以西方理论范式与概念体系为主,本土化理论较少;三是对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梳理较多,学理反思较少。最后抛砖引玉地提出乡村治理结构研究应该正确处理三对关系:村庄内部治理机制和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范式的关系、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关系。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探究

<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调适政府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是各级政府治理创新、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而政府治理能力     

权力清单推进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势在必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理顺政府职能、政府还权于市场、社会,更在于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支点。格局决定结局,高度决定力度,对权力清单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决心、什么     

有限政府提高治理能力必须充分调动公众参与

<正>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相关机构通过开放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直接与政府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建立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即建设有限政府。政府既要"有限",对权力加以限制和规范,     

新视野

<正>解决"地方集权"的路径抉择"地方集权"不完全简单等同于一般的官僚腐败,更不等同于地方自治。当地方的权力既不归属中央,也不归属当地人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地方官僚利益集团时,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治理上失控的风险。目前中国通过反腐风暴,清除官僚肌体中的毒瘤,刮骨疗伤,得到     

任务型组织的结构特征

常规组织织是指以官僚制组织为主的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是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常规组织而言的一种组织形式,是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变动性、复杂性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官僚制组织注重的是制度、法规和正式职务,而不是个性。命令——服从的关系是一切官僚制的基本特征;而信任——合作的关系是一切任务型组织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权力实现方式上,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权力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权力实现方式,即强制性的权力实现方式和诱导性的权力实现方式。官僚制中的行政权力的实现多靠“命令——服从”这种强制性控制,     

国家基础权力与乡村治权的区别和联系

正国家基础权力是从西欧国家成长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概念,乡村治权是对中国乡村治理经验的抽象和理论化的结果。两种不同经验、不同性质的权力类型同时出现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其必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来讲,就组织体系而言,基础权力依托的是职能部门的垂直体系,乡村治权依托的是乡村组织     

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控制研究

本文侧重分析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相关的措施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

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一直是政府在对国家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所要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所处的转型社会中,如何让政府的行政权力真正的做到"权为民所用"更是被推上了政府有效治理的高点。本文主要从我国当前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所存在的问题入手,来说明强调行政权力的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建全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法制,推行行政问责制,以德制权这多方面的监督手段对建全我国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作用。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对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     

法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核心在限权

<正>2013年的中国法治记忆,归结到一点,依然围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首先就必须用法治化的思维来反省和重建权力运转、制衡的国家模式。如果说以前的畸形维稳思路让国家治理陷入了被动,那么对依法治国中"治"的理解就需要有全盘翻新,实现从"治民"到"治官"的转变。最好的治理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核心便在于限政一项——对权力实现有效、     

在县域治理中，权力是怎样落到一线的？

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和发展的开路人,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夯实党组织根基和国家政权根基中,发挥着统揽全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反之,则对地方发展造成明显伤害,可见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在县域治理中的重要性。那么,在县域治理中,权力怎样才能有效落地基层治理一线？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长期关注县域治理,以下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剖析。     

苏联形式主义成灾镜鉴

正形式主义的大量存在,不仅不利于苏联政治的健康运行,而且也成为苏联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甚至可以说,它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逢迎拍马成了政治忠诚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