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主张治国的基本方略——赏罚依法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它们分别是: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这五个方略,而赏罚依法是基本方略。认识其赏罚依法基本方略的内涵,对认识韩非的整个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方略是指具有延续性、稳定性乃至制度性的方法和策略。由于存在广袤的边疆地区需要有效治理,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治边方略。这些方略凝聚了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政治智慧,对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边方略主要有：建政控边方略、屯垦戍边方略、互市兴边方略、文教融边方略、强军固边方略、交通连边方略等。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是制约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短板和弱项,为补短板、强弱项,必须全面加强边疆治理。从古代治边方略中汲取丰富的政治智慧是加强边疆治理的必修课。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实现法治 振兴中华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个百年,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千年的头一个百年,我国将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巨大变化。其中重要的根据之一是:我们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从一定意义上讲,推翻帝制是治国方略的一种变化,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治国方略的一个更大的变化。上个世纪最后五年,我们正式提出并在宪法上确定现在的治国方略,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治国方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国方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也是治国方略实行根本转变的标志。这一治国方略,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     

《贞观政要》治国方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治国方略是指治理国家的战略性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作为贞观时期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贞观政要》治国方略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贞观时期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同时也受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文化传统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特性。     

发挥人大主导作用 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 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 而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它标志 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地方人大 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组织 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主渠 道,因而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中处于主导地位。多年来,徐 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贯彻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行使各项 职权,有力推进了全市的依法治 市进程。 增强全民法律意识,夯实依 法治市的基础 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普法教 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 识和法制观念,是推进依法治市…     

韩非与孟子政治思想之较

从仁政与霸道、君臣、事亲、治民之道的关系对孟子和韩非的思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相异之处:在政治主张上,孟子的理想政治是仁政,孟子主张尊王贱霸,而韩非却与之相反,主张依法治国。通过研究,以期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一定的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的认知及其走向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依法冶国的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并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确把握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认识并领会依法治国的目标、要求及其价值,才能明确其实施的途径,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我国未来的历史走向。     

韩非的民生思想及当代价值

韩非不仅谈法、术、势,而且也讲民生,主张君主应从法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采取有利于民生的举措。其民生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非的名利观初探

韩非认为人都好名利,以至于士为名死,民为利归。为了更好的治理国家,韩非主张统治者应该利用人们的这种追名逐利的心态,实现富国强兵。韩非的名利观虽有历史的局限性,其精华部分对现代治国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

从人性"自为"、"自利"的认识出发,韩非子为君主尽心谋划权力制约之道。在权力制约的对象上,他提出以近臣、重臣、朋党为权力防范的重点。在权力制约的方法、手段上,他主张法、术结合,要求君主在以法治吏、以法制权的同时,掌握"术"道,以"术"察奸止奸。韩非子的权力制约思想对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说"孝"

“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汉以孝治天下” ,在家国同构一体的封建社会中实际是移孝作忠。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一大特色。“孝”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其基本内涵仍不外“养”和“敬”二字。这应是传统的“孝”中属于精华的内容。在传统的“孝”中也掺杂有不少的封建性糟粕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愚孝 ,也是“孝”的畸形发展。“孝”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 ,我们对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封建遗孽而加以全盘否定。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结合现实 ,既要大力发扬其中养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又要强化法律对不孝的制约。这对于增强现代家庭凝聚力 ,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进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异曲而同工 同途而殊归——屈原与韩非之比较

屈原和韩非,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历史人物,实则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他们的身世:屈原是楚王的同宗,韩非作为韩国的"诸公子",同样与韩王有宗亲关系.在人生际遇上,他们都忠诚爱国,却终其一生不得君王理解,无法施展抱负.其次,二者性格均呈现出矛盾的一面--极高寒的理想与极热烈的感情.其三,政治思想非常相似.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屈原的政治思想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法家因素显著.屈原和韩非的不同在于,虽然他们的人生均以悲剧谢幕,但是二者身后得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屈原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的象征,韩非却与刻薄寡恩、专制、阴谋诡计等相伴.究其原因,后人对屈骚与<韩非子>的体认和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亦可看出民族文化和历史语境对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韩非君德思想探析

在韩非强硬的法治、王霸思想逻辑里,有一条严密的君德建构路线,即是从修身、护国为民、立法守法用法等角度来阐述君主一系列的修养准则,以君主健全之德行来弥补"法"无法周全的制约性。韩非首先运用道家的"虚静无为"作为君主人格的修养方式;其次,在心性修养方面,要求君主控制自由的"欲",并培养"忠言拂耳"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即爱护人民、博取民心,视人民为社稷之本的治国理念。     

韩非论臣

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毫无感情可言,有的只是利益的争夺。＂明主＂要能严格区分手下臣子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臣施之以不同的策略。他将君主手下的臣子进行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型指出了不同的控制及治理措施。     

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