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主张治国的基本方略——赏罚依法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韩非子》的五十五篇宏论中,它们分别是: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这五个方略,而赏罚依法是基本方略。认识其赏罚依法基本方略的内涵,对认识韩非的整个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非名利治国思想新探

韩非认为,好利恶害、追名逐利是人的本性,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应以美名为手段,引导臣民为国家效力卖命;另一方面还要以厚利为诱饵,实现富国强兵的大利,以此达到治国的目的。韩非的名利治国思想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对现代治国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李斯治国方略简论

作为政治家,李斯认为治理国家应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而不应从古人出发,因袭旧制,要因时而变,实行郡县制;要禁止异说,统一思想,严刑峻法,以法治国;要敞开国门,大胆接纳和重用国外人才,引进人才要有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宽广胸怀     

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 ,是对治国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也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治化经验 ,是古人对社会治理和人伦教化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当然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批判继承 ,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 ,并在新时期的治国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历史演进

本文简要叙述了我党治国方略问题上三次大的演进历程,从理论上说明了人治的危害性、法治的合理性、德治的必要性,并论证了德法共治的可能性.     

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既要坚持依法治国 ,也要坚持以德治国 ,法治和德治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二者相互联系 ,不可分割。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才能做到治标治本 ,标本兼治     

以德治国:新世纪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在治国中具有同等地位.以德治国对于治党治国、提高个人素质和民族素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选择德治与法治并重治国方略的必然性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方略的必然性,认为: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根源;是对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实施这一战略,必将全面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进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略论朱元璋治国方略的阙失与矛盾

朱元璋的治国方略中矛盾之处甚多 ,有君主中央集权与分封宗藩的矛盾 ,有用人方面的矛盾 ,有法律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一为巩固集权统治 ,维护皇权之需 ;二为朱元璋“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人格的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治国方略的历史共生和现实契合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属于现代政治文明但又高于现代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与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选择具有历史共生性。当前要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坚持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中进行执政思维的创新。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关于西部民族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学模式的思考——从茂县羌族义务教育办学现状看西部民族教育改革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办学模式单一 ,以升学预备教育为其主要模式 ,学校教育不能满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缺乏地方适应性。为此 ,应改革中小学单一的办学模式 ,实现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在此基础上确立渗透型办学主模式的地位 ,并逐步向综合型过渡 ,以提高其办学质量。     

从汉赋的历史层面看知识分子与皇朝政治

知识分子是思想文化的传承者 ,而汉赋又是知识分子践道的载体。在中国古代传统政学一体化的氛围下 ,汉赋的孕育、发展、衰落始终与皇朝政治、知识分子的命运此消彼长 ,紧密相连。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简论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提出 ,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 ,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本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该治国方略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并对其具体实施途径作了部分探索     

秦汉统一战争中的典型战略预案评析

秦汉时期《客卿对》、《汉中对》、《草庐对》、《平吴疏》、《平陇蜀策》等典型战略预案的指导思想、战争运筹、指挥特征、战术方案诸内容,反映了秦汉统一战争中战略预案制定上所呈示的共性特征:能够立足于长远,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能够建立在最复杂的战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战略上的根本转折;能够充分考虑到军事行动的各种变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能够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做适当的充实或调整,从而推动统一大业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秦汉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往往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全局性的,贯穿于该场统一战争的始终,起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另一种是局部性的,起作用于统一战争进程中某个特定的时期。前者体现的是全过程性与整体性,而后者体现的则是阶段性与不完整性,两者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当时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五代后汉速亡探因

后汉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只维护了4年的统治.刘知远早死,隐帝年少继位,宫廷血案的发生,郭威称兵向阙是后汉速亡的偶然因素;而统治阶级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则是后汉速亡的必然因素.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