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中国悄然兴起,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层到学术界,"公共外交"变得炙手可热,中国俨然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不仅面临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诸如配套机制建设赶不上公共外交发展速度;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明显而民间力量参与不足;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步伐,等等。为了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中国应当转变政府在推进公共外交中的职能与角色,鼓励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在推进公共外交过程中实现平等交流与双向互动,还可以尝试在国外建构本土化的公共外交平台。一言以蔽之,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在技术层面有所改进,在观念层面有所提升,在机制层面有所创新。     

耻感与爱国——民国时期“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平议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要求袁世凯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做出了＂满意＂答复。全国民众引以为耻,将每年的5月7日和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纪念,以示勿忘国耻,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知耻近乎勇,痛言国耻,纪念国耻是为了消除国耻,＂五七＂＂五九＂是民国时期设立的第一个国耻纪念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国民立志雪耻的决心。细述发端于1915年的＂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有助于后人体味烽火岁月中的中国民众的爱国情怀。     

"说史"还是"说书"——兼论易中天的知识分子历史观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电视口头表演不是民间传统意义上的"说书",而是当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新口头表演形态,即"说史".易中天"说史"重在"品",而不在叙事,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言说风格.民间说书艺人"说书"与电视知识分子"说史"口头表演风格不同,思想深度不同,历史观也不同,因此"说史"的知识分子风格的口头表演新传统与民间传统"说书"艺术不可混为一谈.易中天"说史"远远没有达到"说书"所要求的艺术境界,易中天"说史"象征着电视知识分子群体在媒体语境中公共口头表演新传统的形成,但也面临知识分子公共口头表演的接受困境.     

"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基本经验及规律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系着怎样通过认识、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只有在"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的交融,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视野,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创新的原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相互交融的产物.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国耻:一个时代话语的缘起及影响

1915年5月7日、9日,分别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宣布接受的日期.中国民众激愤之际,遂将5月7日、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后出于现实需要,又有团体将9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至此,雪耻也进一步成为了当时舆论所关注的重点,这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取向.时人虽对国耻纪念与雪耻行为评价不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纪念与雪耻为北伐和抗战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是两次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学与历史--中国现代文学视野里的"一二九运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展开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复兴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不仅支撑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求得胜利,同时也成为一切有社会良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家的精神内容及其创作要义.文学与历史在这里形成从未有过的默契.     

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向导》周报为主要阵地,对《辛丑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等国耻事件进行了系统报道、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敌人与朋友的谱系。在国民革命兴起和展开的过程中,中共"国耻"论述呈现出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长的特征。通过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中共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礼仪之邦":中国礼文化与社会和谐的诉求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不仅培养了炎黄子孙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也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曾经滋养了中国社会,培育了社会秩序与安宁.礼的滥觞、成型与辐射都体现出对社会和谐与人际和谐的诉求.礼文化在当今和谐社会、和谐中国乃至和谐世界的建构中当能焕发新意与活力.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中国也有今日么!"——世博会前重读《新石头记》

<新石头记>稍借了<石头记>中某些因子之"旧",极写了当时现实与作者理想之"新",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创新,而不是"自杀".小说在批判当时的"黑暗世界"时,用较多的笔墨写了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他对国民精神的关注,同时借此暴露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他倡导实行"文明专制"与普及儒家"固有道德"来构建一个"文明境界",是在寻求一条合适的强国复兴之路.全书激荡着一种忧时救世、爱国自强的精神,所写理想中的中国举办了万国"博览会"与"和平会"时,作者感叹:"中国也有今日么!"这正是他的强国复兴梦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东盟"海丝文化"集体记忆与时代转译

"海丝文化"是在中国与东盟及亚欧各国海河交流、文明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相应生活年代时空、社会环境、历史事件等影响的个体与集体记忆重构的文化实践;中国与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史料、书面文字、博物馆考古文物、传统习俗、礼仪、建筑文化、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集体记忆追溯与建构,再现双边在经贸、文化、外交等方面绵延、交流历史的集体记忆,是重现"海丝文化"和平、友谊、合作、发展、共赢等元素特征与时空意涵,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鲜活例证;转译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新时代使命与内涵,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公共外交、经贸合作、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民心相通、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政治学分析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论断,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切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有贡献的民族优秀分子,不论社会成分,均是党的组织发展对象.从政治学角度看,则是对党的执政功能的进一步揭示与强化,强调党是"三个代表",把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对于我们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信仰:"五四"青年的精神考

85年前,"五四"运动犹如一声震耳欲聋的春雷,不仅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唤醒了沉睡的国人,震撼了沉寂几百年的思想界,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为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思想条件.震古烁今的"五四"运动,无疑是20世纪中华民族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诸多历史镜头中的一个最为辉煌、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亮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如何构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也许不是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但它却是现实中国的一个哲学问题.时代和民族铸就的哲学语境,不仅满足了这个问题逻辑要件的要求,而且也在所给予的现实依据中赋予了它的全新内涵.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研究清理地基的理论自觉.它在消解这一问题历史语义基础上所彰显出的民族主体性原则,构架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哲学将在以民族的基因与现代世界的对话中,铸成一个现代民族的心智品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和现实的拷问之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拓展当代哲学思想空间、从而成为一个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无限希望的"问题",这表明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     

闻一多"大江诗歌"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及评析

闻一多"大江诗歌"所表现的文化国家主义精神意味,无非是一种弱者图强的精神呐喊.这种呐喊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无疑是属于正义的声音--通过弘扬"华夏文化"来聚拢涣散的国民以抵抗外寇.这种呐喊是慷慨悲愤、催人警醒的,但其也是一种混乱国家弱小族民因极度自爱而导致的文化自恋、自缚,含有一丝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尴尬.这样的尴尬其根源与文化国家主义思想的偏颇性有必然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