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韵到气势：气类感应与山水的美学转换

从气类感应的观念来看,"气"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一切生命体因气相互感应,生发联动效应。"情"以"气"为中介,通过诗人与物色之间的感应生成,具有跨时代的共通性。人们对山水之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逐渐从云气缥缈的仙灵之所剥离出来,回归山水体势之美;从玄理神气的同类感应走向内在的生命感应。对山川的神圣性体验与感物兴发的人情、性理,都建立在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对山川的神圣性体验引发主体对山水内在的超越性的审美价值的感知。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诗人笔下耳目之娱的游观之物、仙灵聚集的神山,还是理论家探讨的气韵生动的情、理之象与气势相生的物象,它们都在一次次的转变中实现美学转换。     

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展现出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转向。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制度形态"的差异凸显了对于儒教的制度焦虑与反思,"目标指向"的分野体现出当代儒教实践的不同行动抱负,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社会公众,独善其身。儒教的建构与表达受到权力关系的形塑,在儒学与儒教的分化与合流之间,深切影响着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衰成败。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中国古代“比情”自然审美观论纲

我们把中国古代提出并建构的以自然之道的规律运动与人的情感变化异质同构的类比、比附的自然审美观,称为"比情"自然审美观。"比情"自然审美观在《淮南子》中就初见端倪,但真正提出并系统论述的则是力倡"天人感应"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比情"自然审美观虽然在诸多方面与"比德"自然审美观有相似之处,但在"比"的内容上却有侧重情感关系或道德关系、"情化"或"德化"等重要区别。它与"畅神"自然审美观在内容上有相似交叉之处,但也存在着情感抒发范围、形式和程度等种种差异。"比情"自然审美观的提出和建构是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发展的一个重大飞跃,是由"比德"到"畅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它对后世美学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和某些方面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在当代社会亦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好恶与生存

好恶是人心对外部存在（如名利、义）的反应,表现为情。好恶之情是气质人心与外部存在之间的气质感应,好好色、恶恶臭。从孟子开始,儒家以性释心,心动变成性动。好恶是性的活动。基于性的好恶不仅是自然的活动,而且是必然的活动。这种自然而必然的好恶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原理。自然的好恶仅仅确保了人的自然生存,不能体现人的本质。     

《淮南子》论艺术感应发生的规律及主体关系

同类相应是感应现象发生的总体规律,<淮南子>从不同的主体关系探讨了艺术感应规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并且,<淮南子>意识到了艺术感应现象是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感"和"应",不仅对主体之间的感应关系有所论述,而且还论述了艺术感应最重要的主体--人在艺术感应活动中应该具备的艺术修养.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的风险文化

"天人感应"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险文化.它源于谴责,成于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并以逆向推理获取警示效果.从最早带有"天命论"色彩的"敬天保民"观念,到使其完善的邹衍的阴阳五行观念,再到最终构成体系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反思性思维,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风险文化特征.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缘由及其影响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第一部劝善书,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而它的最初流行与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曾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除了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所引发的,理宗"龙潜"之岁的受教、丙戌夜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促成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郑清之、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随着李注《太上感应篇》的锓梓工迄,众人纷纷出资再版是书,而《太上感应篇》也升至可与儒家经典相印照的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太上感应篇》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道教、佛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     

白居易天人思想探析——从《捕蝗》诗说开去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思想是唐代思想中的一抹亮色,但与他们同时代的白居易却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天人观。白居易的天人观存在着“天人相感”与“人强胜天”的双重面向。一方面,白氏对汉儒的天人感应论有所突破,人力的作用在他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突显;另一方面,白居易对“天人交感”却又深信不疑,天人感应思想依旧构成白氏天人观的基本背景。在中唐出现的天人相分思潮中,白居易在理论深度上虽不及柳、刘,但若以宋代的新天人观为参照,白居易的天人观实则更能预示未来天人思想发展的方向。     

“儒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观念谱系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思想界关于"儒教"的讨论,已经越出上世纪后期关于"儒教是否是宗教"以及"儒教的超越性何为"等学术论说,出现了"重建儒教"的实践性文化与制度设计,由此也引发了思想界的论争。[1]笔者认为,"重建儒教"的相关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     

冯梦龙情教思想的逻辑分析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以情本为逻辑起点,视情为万物生成之本;在此框架内,冯梦龙仔细分析了情本的内核,即情感、情欲、人本思想等,这是情本论的逻辑发展;最后以情教为旨归,与宋明理学殊途同归,构筑一个完整、系统的情教体系.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     

纬书与汉代美学

纬书以"气"作为沟通天人关系的介质,形成了带有气化感应色彩的美学思想;纬书有大量谈论诗歌和音乐的内容,对诗歌和音乐的起源、创作心理和社会功能均有独到的看法;纬书对身体异相的描述与汉代大一统政制的出现相关,有着较为浓厚的庙廊气息的美学思想.     

“儒教共同体主义谈论”与“家”

随着上世纪末"共同体主义谈论"在西方的兴起,东方学界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儒教里的共同体主义特性、尤其是"家共同体"的研究。儒教"家共同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时间和空间的扩大两方面。儒教"家"的空间扩大,主要是指经过社会,体现为国,即家不是单纯地用血缘封闭的排他共同体,而是经过"仁""义"等道德品性的养成,超越血缘之墙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儒教"家"的时间扩大,主要是指具有宗教机能和意义的、始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可一直追溯到底的、血缘上的不断延续。结合时代,探讨并阐明传统儒教"家"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积极的现代社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