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王府今地考

<正> 忽必烈即汗位后,遂将诸子分别封为秦王、北平王、云南王、安西王、西平王等等。受封的渚王子各辖封地,各镇一方。《经世大典》序录屯戍条中说:“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退进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     

论17世纪蒙古史家对北元汗系的篡改

17世纪蒙古史家以忽必烈系 ,特别是以元惠宗后代为正统 ,否认非忽必烈系后裔窝阔台系或阿里不哥后裔曾几度登上汗位的事实。为此他们不惜对北元蒙古汗系任意篡改 ,对非忽必烈系后裔或者索性不提其家族 ,或者把他们统称为忽必烈后裔。 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这种曲笔 ,反映了蒙古史家的忽必烈系正统观。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贤者喜宴》(■)译注(四)

本文上承译注(三)。本文主要记载忽必烈汗主动改变了对噶玛巴什的错误态度,这种态度的根本转变,基于如下几点:首次是史实证明噶玛巴什是一位虔诚正直的佛教大德,没未参予蒙古王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其次,身居汗位的忽必烈面对的是全国形势,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宁夏地方曾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这次叛乱是以反对忽必烈即汗位、拥护阿里不哥称大汗的形式出现的,但叛乱的原因则由来已久。叛乱平息之后,元廷加强了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管辖,“宁夏”之名也被正式采用,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也自此始。一、阿蓝答儿钩考:蒙哥和忽必烈的一次较量蒙古国在灭亡西夏和全国,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后,主要采取掠夺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当时官吏素质极差,统治制度和剥削     

察合台汗国初探

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成吉思汗诸子后裔差不多都先后扮演过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主要角色。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指挥了对欧洲的远征,稍后,建立了包括今苏联欧洲部份的金帐汗国;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成为帝国首脑;四子托雷的诸子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我国历史上的元朝、伊朗的伊儿汗国,就是由托雷的二子和三子建立的。在那风云突变的岁月里,一直默默无     

忽必烈的“变通”思想浅析

在我国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仁明英睿”的杰出人物。他于1260年继蒙哥汗即位,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接着于1279年灭苟安偏居的南宋腐朽政权,最后结束了唐末以来的武装割据和宋、辽、金、西夏等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使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务一万方”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忽必烈即位后,“祖述变通”,立足于革新,实行了一整套“宜新弘远之规”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立法正纲,内治外御,把“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阔疆域统一在元朝版图;劝农桑,宽民力,重视屯垦,兴修水利,使“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并因地制宜,扶助多种经济,使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随着农业恢复和发展;便利了交通,繁荣     

忽必烈的“应天”“至诚”观及其体系简论

忽必烈于1260年即汗位后,鉴于“祖宗肇造区字,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的矣”的历史局面,在其即位诏书中宣布了“爱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的革新主张,接着在建元诏书和南喻诏书中提出了“务一万方”,“见天下一家之义”使国家大统的执政方针,并把为之所采取的措施“随诏以颁”。到1264年,忽必烈在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大见成效的基础上,把初立“中统”之元改为“至元”,并在改元诏书中相应地提出了“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做为自己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北元时代孛额教的复兴

北元时代孛额教的复兴额尔德木图大元忽必烈汗请西蕃佛教为大元国教，历代皇帝各拜善僧为“帝师”，因此，西蕃僧众有恃无恐，“国家财富，半入西蕃”①。西蕃佛教密宗尤为肆无忌惮，“经文教导受灌顶后的密教行者的行为准则是：他应当‘杀生’，‘说谎话’，“取所不与”...     

评历史上的张春桥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是山东巨野县人。四十年来,他继承祖德、发扬祖风、牢记祖训,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欺世盗名,伪装革命,干尽坏事,罄竹难书。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挖出了这个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大内奸。现在是查一查他的老坏底,看一看他的新表演,还他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起辇谷和古连勒古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历代皇帝都埋葬在起辇谷之地。《元史》明确记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元世祖忽必烈、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明宗和世(王束)、文宗图帖睦尔、宁宗懿璘质班,都是安葬在那里的。蒙哥汗的葬地,《元史》里没有提到。但《史集》上说,蒙哥汗安葬在成吉思汗和拖雷的墓旁,所以蒙哥汗无疑也葬在起辇谷。元惠宗妥十留帖睦尔1370年死在应昌,《元史》上说,“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看来还是送往起辇谷安葬的。     

文化丰碑的立体观瞻——《毛泽东诗词大典》评介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典”,无论质还是量;这是一本钩沉创新的“大典”,无论是考释,还是综论。“毛泽东热”已经好几年。有关毛泽东的书早已出得眼花缭乱,毛泽东诗词鉴赏及研究也     

元中都汉文化的展示

元中都汉文化的源流大漠深吃的苍狼，靠“结绳”“刻木”记事和“声诉”的原始文化，统一了蒙古各部落；成吉思汗，一介目不识丁的武夫，铁蹄踏遍欧亚大陆，先人称“世界征服者”，现代人评为“世界”十大军事家之一，伟人定论“一代天骄”。１２０４年，成吉思汗在攻破乃蛮部落时，俘获了怀揣太阳汗金印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才懂得了使用印玺。这之后，他让“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塔塔统阿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当蒙古贵族子弟的先生，并创制了维吾尔字蒙古文（忽必烈命八思巴采用藏文字创制文是后事），结束了蒙古没有文字…     

在潜开邸 思大有为于天下——潜藩漠北时期的忽必烈

元代的创始人忽必烈,在他即位称帝之前,就“在潜开邸,以待天下之士”。如他始居漠北潜邸时期,即不拘一格网罗“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轮之所迓,膏儒硕德,奇材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每进见,忽必烈就“延问圣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 首先被忽必烈延请到漠北潜邸论及治乱得失的南州人物,就是“儒言而佛归”的山西岚谷人海云(印简)禅师。忽必烈不只一次延问海云“佛法之要,在家出家异同”?海云回答说:“佛性非生非灭,何有同异,殿下亲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在这里,忽必烈与海云禅师所商讨的,与其说是     

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谓转轮王的概念

转轮王的概念是随着黄教的传入而逐渐为 1 7世纪蒙古史家所接受的古印度的政治历史概念。1 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作者们依据俺答汗拥有的转轮王的尊号 ,借鉴元代成吉思汗、忽必烈曾被说成转轮王的先例把他们加以神化 ,其目的就是为了抬高俺答汗的政治地位     

试论忽必烈"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

“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忽必烈在吸取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上对祖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问题的改造,亦是对当时理学家、法家“义”“利”对立观点的解决。从“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可以管窥包容性和实际功用性是忽必烈伦理思想的两大特点。     

忽必烈在我国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元朝忽必烈时代,我国的科学有很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各族科学家和其他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与忽必烈识人才、重科学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忽必烈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元史》卷四记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蕃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中统二年(1261)四月,他命宣抚司官员在“劝农桑,抑游惰”的同时,还要“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导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同上)。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又特别派人到江南去“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     

赛马赢药店

一天,城里最大的一家药店热闹非凡,老店主请来了亲朋好友,当众和双胞胎儿子签下了继承药店的契约：两人比赛,谁的马先到,药店就归谁继承。比赛规则：两个儿子各挑一匹好马,从药店出发,赶到家里念诵一篇祖训,然后再骑马回到药店,谁的马先到算谁赢。     

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今存《永乐大典》之宋元城市图渊源考辨

《永乐大典》今存残卷之中收录了“(汀州)郡城”图、“建武军图”及“安南国图”“潮州路城图”“元河南志图”这四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宋元城市地图。通过对这些地图图式与内容表现的综合考察,详细考订成图年代,同时利用图、文合勘手段,深入辨析《永乐大典》所引相关宋元志书及其记载,查证这四种地图的摹录底本与图源文献,并据此归纳《永乐大典》之地志编例与地图采录原则。在此基础上,对于历来争议较多的《永乐大典》所收洛阳城地图进行多角度探讨,确认此图当源于元《河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