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屈大均之友石濂:一位值得关注的清初岭南诗僧

诗僧石濂曾长期是屈大均过从甚密的一位朋友 ,是明末清初岭南诗僧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他的作品具有摆脱酸笋、气近儒者、性灵主导、摹形独到四个特色 ;其最终被迫害致死 ,既是统治基础已经稳固官方转而采取更严厉的政治文化宗教政策的产物 ,也是潘耒由于视野狭窄无法理解较为进步的观念 ,和故意献媚最高统治集团 ,从而挟私中伤的结果 ;石濂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作风 ,在极少数强权国家以势凌人的当今世界 ,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屈大均之于石濂 ,本非所交非人 ,他们之间可能有的过节被潘耒别有用心地张大其词了。我们应该还石濂以及他与屈大均关系的本来面目。     

论屈大均与佛门的关系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里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呈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天人合一”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天命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使民众对政权的认可转变为对统治者与天命之间的关系的认可.并且形成了双重性的认证方式:短期内,通过对话语权的控制来宣称对天命的拥有;长期内,则通过俘获人心来证明不负天命.这种独特的认证方式衍生出古代中国的两大政治法则:结果重于过程和以实力论英雄.这两大法则恶化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同时,灾异谴告的模式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频繁的改朝换代、大规模的战乱、长时间的高压统治成为古代中国的常态.     

屈大均诗歌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品格

屈大均是清代岭南三大诗人之一。本文试图以文化学为视角审视屈大均诗与屈原、杜甫、李白诗在文化上、美学上的渊源关系,阐述屈大均诗歌表现出来的中华传统精神与美学品格。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辨义

杜诗《饮中八仙歌》中"逃禅"一词,向来有两种相反的解释,一为"逃避禅修",一为"避世参禅"。宋人注杜诗,都取后一义,清人注杜诗多取前一义,今人注杜诗多从清人谬说,已成定论。实则"逃禅"一词为宋代以来诗文中所常见,都是"避世参禅"的意思,不可误解为"逃避禅修"。从词语结构和用法上看,"逃禅"一词与"逃生""逃命""逃耕"相同。从《饮中八仙歌》的诗意看,"逃禅"一词也应该解释为"避世参禅"。     

一般本体论的生态政治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新规范,生态政治既可指称一种后现代的绿色政治理论思潮,也可以指称一种广义的绿色政治运动,还可以指称一种致力于新社会理想的绿党政治,其实质在于谋求政治的可持续发展。在结构层次上,生态政治可以看作是两个系统,即政治内生态系统和政治外生态系统。政治内生态作为一定政治体系存在的根本,是内部的规范机制;政治外生态作为特定政治体系在社会、自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是外部的制约条件。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     

政治信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建构

政治信任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而政治生态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生态的建构有赖于政治信任体系的建立与健全。     

生态政治探微

生态政治是人们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作的政治努力,是政府围绕生态保护开展的所有活动。以政府行为、法律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生态政治有助于政府把因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内解决。     

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实践与理论的绿色挑战

生态政治标志着新的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政治实践与理论领域中的绿色面向与变革。在政治实践领域,以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党作为两个积极的环境行动者,在行为模式和组织原则方面进行了绿色尝试,反映出其中所发生的绿色面向;在政治理论领域,通过对政治场所的扩大和新政治成员的引入、对政治概念的绿色引申,以及对政治思想的再解读,形成了对政治理论传统的绿色变革。     

政治生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

政治生态何以能影响及怎样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什么要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服务及应怎样为其服务,捋清政治生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间的关系,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于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四重维度

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相辅相成,耦合互动,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形塑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生态的演化和重构对政治文化具有能动作用。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和政治发展构成了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四重维度,其中政治生活的维度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三个维度产生决定性影响。对优良政治生活的追求是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基点;政治制度维度则考察优良政治生活的现实性,勾勒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制度逻辑;政治文明维度探究优良政治生活的理想性,阐释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文明内核;政治发展维度探讨优良政治生活的恒久性,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的发展规律。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耦合问题的考察,既能在理论上推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也能在实践上为探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形态提供新视角。     

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

明清之际苏州府太仓州的王时敏家族,与盛行于江南的昆曲艺术缔结了密切的因缘关系。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开始,王氏家族的剧迷传统传承一百数十年,绵延不断。王时敏一生深嗜戏曲,自备家班,与其子王抃、王抑等一起,频繁举办厅堂演剧,撰写戏曲剧本。这些戏曲活动成为明清之际文人游于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在江南地区营造出独特的戏曲生态,推进了戏曲艺术文化品位的提升和表演技艺的新变。     

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

生态政治有别于绿党政治、政治生态的观念、运动、力量和理想。生态政治在引发人们关注、思考人类生存状况，推动生态组织、生态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解决生态问题，促进生态学、政治学的繁荣与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态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化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鼎湖山志》与明清之际岭南禅宗

鼎湖山庆云寺创立于明万历年间德清中兴曹溪道场之后,是明清之后岭南的一支重要法系。清初成鹫编纂的《鼎湖山志》详细地记载了庆云寺创建和演化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岭南禅宗发展的鲜明特点和轨迹：明朝遗民逃禅成风,致使佛门内儒风盛行,儒释加速融合;由宗派分张而走向禅净兼修,师承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门派之别淡化;禅净合流亦使禅宗失去了原有的奋迅直截、激扬踔厉的精神,法场衰败,高僧和俗僧各行其道,致使岭南佛门重新走上严明戒律之路。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与超越——市民社会的政治生态诉求

日益脱离政治国家获得自主、独立的市民社会,因它过分理性化、个体化、差异化以及市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契约性”社会自治功能的发挥是极为有限的;要实现对其自治功能限度的超越,不在于重新恢复传统政治国家的统治,而在于建立与市民社会良性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治生态。因而,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出发,理性分析“契约性”社会自治的限度及其可能的超越途径,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式,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系统和政治系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会危及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且能诱发政治冲突,影响一国的政治稳定。因此,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注重生态文明导向的政治发展:构建完善的政府生态责任机制,实施绿色新政;建立健全生态环保制度,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发展基层民主,激励社会公众环保深度参与,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治理;公正协调环境利益冲突,保证生态公平,以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和政治发展取得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