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高适是盛唐重要诗人之一,不仅和王之奂(涣)、王昌龄、畅当等“忘形尔汝”,与李白、杜甫、李邕诸人亦有酬唱之作.天宝三载高适曾与李白、杜甫游梁宋,遍览名胜古迹,“登台赋诗,人莫测也”.这样一位诗人,一千多年来,既无年谱,其诗亦无笺注和编年,这也许与新、旧唐书高适传对诗人的历史考核不精是分不开的.《新唐书》本传简略而无史实;《旧唐书》本传虽提供了一些可资研究诗人生平的史料,但又以讹传讹地记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传说,如以“求丐取给”,“年过五十始留意篇(一作诗)什”等.这些传说在     

李白由东鲁入京考

世之研究李白者,曾认为李白天宝初应诏由南陵入京,我们对此有些怀疑。 一、天宝初李白并未寄家南陵 在李白的生平中,大家曾认为他在天宝元年入京前,曾南游会稽,寄家南陵。但查李白同时代人及唐人的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及杜甫、高适、任华等人诗文,都不曾说李白在天宝初入京前曾到过南陵、会稽。只是到了李白死后将近二百年的后晋刘昫的《旧唐书、李白传》中才说:“天宝初,(李白)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又因《李     

论杜甫诗中的李白

杜甫是一位极重友情的诗人,他平生对社会一般人,尤其是社会最下层的平民百姓,都是极富同情心的,对待他的朋友,就更不待说了。在盛唐诗人中,如王维、高适、岑参诸人,几无不是杜甫的朋友。杜甫素日与他们唱和的诗,是很多的,而在所有朋友当中,与杜甫关系最密切、且交情最深的,就数李白了。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是杜甫平生心目中的崇拜者。李白在天宝元年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进入“金闺”,但在天宝三年春就被“赐金放逐”,他只有离开长安,再次开始了他的十年漫游生活。他在洛阳遇见了杜甫,二人从此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汴州又遇见诗人高适,三位诗人一同畅游了梁园(开封)、济南等地。这使杜甫长久不能     

“浙东唱和”考索

在唐代诗坛上,唱和是诗人交游的一种方式。有的此唱彼和,各赋一诗,以见高低,如高适、薛据、储光羲、岑参、杜甫等人的登慈恩寺塔所赋;有的前后联句,缀合成诗,各见情性,如李白、高霁、书权舆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此风初唐已开其端,盛唐有所发展,到中唐则蔚为大观。代宗大历年间,有一次规模盛大的“浙东唱和”活动,当时就编定《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可谓集前人唱和之大成。近来却鲜为人知。今考索于下,求教于方家。     

李杜交游诗述补

近撰《飞蓬自远与终朝独思——李杜交游诗述略》一文(《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2、3、4期连载),试图对李白与杜甫之交游及其交游诗作一较为系统之考察。为不使行文过于枝蔓,因另为《杜甫〈遣怀〉诗吹台辨》文(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以辨明杜诗《遣怀》“气酣登吹台”之“吹台”实为“平台”之误。而此文限于篇幅,有的相关问题无由申说,故更为补说于此。     

李白《上李邕》献疑

关于李白《上李邕》诗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对以前各家说法重新梳理辨正,提出几点意见:一.各家关于“上李邕”年代的推测俱不能成立;二.诗题有误;三.通过分析此诗与《大鹏赋》、《逍遥游》的高度一致,揭示出它的内涵,从侧面论证了“上李邕”的不可能及写作的大致年代。     

诗人的命运和诗歌的命运

中外文学史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家自身命运的不幸往往是某种创作飞跃的潜在原因,而作家自身的幸运却常常会葬送他的创作.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天未怀李白》)韩愈说“(文章)恒发于羁旅草野”.(《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认为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刘克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诗非达官显人所能为”.(《跋章仲山诗》)安史之乱中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力证.     

崔颢诗浅论

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的崔颢,是灿若星汉的唐代诗空中一颗耀眼的星体。他的诗歌,虽没有李白的气贯长虹和杜甫的深沉浑厚,也不象王孟的恬静清朴和高岑的豪壮奇伟,但他却以自己的亮色,映出盛唐人的气度,吸引了一代代的读者。且不说崔颢载名《唐书》、《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诸籍,并与高适、孟浩然等大家齐名,就凭他传世的四十余作也足以证明其价值和贡献。     

关于崔颢妇女诗作之我见

提起崔颢,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他的《黄鹤楼》诗,这首千古佳作,被南宋文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记载又把他与李白联系在一起,据说李白登黄鹤楼,见到崔颢此诗,为之叹服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笔记小说的描绘、渲染虽未必可靠,但也足见后人对崔颢诗作评价之高。其实崔颢的诗作,在他生活的唐代就享有盛名,《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传》曾写到:“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把崔颢与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出版的众多的唐诗选读本,在介绍崔颢的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     

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写作时地别考

葛景春、刘崇德《李白由东鲁入京考》(载《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认为,李白天宝元年秋应征入京前,一直是在东鲁,并未寄家南陵,《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原题作《古意》,诗中的内容与南陵的江南风物也不相符合,“此诗题可能误自乐史本”乃是后人(或即北宋人)所拟,不可信据。关于拟题致误的原因,该文有两点推测:一是入京诗中“会稽愚妇轻买臣”的“会稽”二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旧唐书》记载的李白天宝初入京前的会稽之行;二是把《别内赴征》诗误为与别儿童入京诗是同时之作。该文最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而皆作于开元二十三年     

杜甫与柏茂琳交游考论——兼释证《览镜呈柏中丞》等诗题旨

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杜甫作客夔州,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学者对此尚无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纠正过往谀颂之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这对了解杜甫寄食状态下的人格和创作有重要帮助。     

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诗题、编年考订

杜甫诗歌系年,一直是杜甫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宋以来,研杜者对诗歌编年都作了不遗余力的编次工作,然有些诗歌编年,终是诸家不一,影响诗歌解读。文章对杜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编年予以考述,以为诗乃天宝十三载秋后,老杜仍居下杜时所作,而非天宝十载,更非广德年间诗。     

李白《忆秦娥》证伪

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一词 ,其实是一首托名之作。一、北宋李之仪“用太白韵”填写《忆秦娥》的事实 ,只能表明托名李白作的《忆秦娥》词在当时甚为流行。二、崔令钦《教坊记》无《忆秦娥》曲名者 ,并非表明李白作该词于“天宝乱后” ,而是李白根本未作是词。三、李白在《凤凰台》等诗中自始至终均未用“秦娥”一词 ,而《寓言》其二中的“秦娥” ,则并非《忆秦娥》中的“秦娥”。四、李白集中的《三五七言》诗 ,属“声诗” ,与《忆秦娥》词调毫无关联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天宝四载初夏,李白和杜甫在东都洛阳邂逅,一见如故,便＂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游＂。他们先后游历了梁宋、齐鲁。翌年,在鲁地曲阜的石门分手,李白写了一首送别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表现了李白在给杜甫饯行时依依惜别的心情,说相处才这么几日,便各奔东西了,真不知何时能再聚首开樽对饮,今天,就让我们一醉方休吧。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李白王昌龄同是盛唐著名诗人,都主要活动在开元天宝年间,(王昌龄略长于李白),晚年又都有贬谪之行,李病死,王被害,结局都很凄凉。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得意,在诗坛上却都享有盛名:李白有“诗仙”之称,王昌龄有“诗家夫子”(一作“诗家天子”)之誉。在七言绝句的创作上,两人超群逸论,不相上下,被后人并推为“七绝圣手”。如明焦竑《诗评》云:“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壁”。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这些评语,都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一样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