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任职常德镇守使辨正

冯玉祥1918年6月攻占常德,之后驻守湘西。1920年6月4日,任湘西总指挥,7月从湘西撤防。关于任湘西总指挥之前在湘西的职务,冯玉祥在《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提及,为常德镇守使,“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冯理达在《我的父亲冯玉祥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写道:“不久,我父亲被任命为湘西常德镇守使。”《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也说他在这时期的职务为常德镇守使。然而,根据笔者的考证,冯玉祥在此时期的职务应为湘西镇守使。一、当时官方的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护国名将隆世储的结局

镇守使隆世储,原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位旅长级的将领,1916年3月底他在广东钦廉镇守使任内,因响应广西独立,同钦廉道尹朱为潮、统领冯相荣一起,揭起反袁护国大旗,毅然宣布钦廉地区独立,从而成为名噪一时、饮誉南北的护国反袁名将。所谓“钦廉独     

论孙中山的均权主义

均权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和倡导的,在集权和分权各自优点上综合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它跳出了集权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问题上的争论,从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关系上,寻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和地方自治的合理性。均权主义不否认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集中与分散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应是职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只有这样,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才能在合理的职能关系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民国一代,均权主义的理想色彩远远大于它的实践意义。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央权威式微、地方主义盛行,加之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党专制与独裁,使均权主义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但它至少为现实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和结构模式。     

一个清廷贵胄的一生——爱新觉罗·吉兴其人

吉兴,号培之,辽宁奉天人,姓爱新觉罗,满清皇族出身。吉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世纪20年代投奔奉系军阀集团,“九·一八”事变前为东北军中将旅长兼延吉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率东北军一旅人投敌,在历史上留下了汉奸的骂名。伪满建立后,他历任延吉警备司令、吉林警备军司令、第二军管区司令、     

商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早期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在周朝的国家制度架构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其最基本和主导的部分,而作为地方势力的诸侯国在受周王朝控制的同时仍具有很大自治性。那么商朝的国家制度是否也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这种两面性?经过论证,商王作为中央权力的支配者对地方势力或人群具有某些支配权,但其中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成分。也就是说,商朝为西周更为成熟和稳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奠定了基础,商周国家制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延续性。     

孙中山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变化考析

192 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 ,均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孙中山北上期间对冯玉祥北京政变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复杂过程 :起初认为北京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 ,但可以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而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 ,故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 ,扩大国民革命的基础 ;最后认为北京政变是“武人推翻武人”的“北方事变” ,但为谋求和平统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故此更加坚定了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的决心     

大庆精神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探析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继承和弘扬大庆精神。大庆精神经过中央和黑龙江省委的概括和凝练,有自己确定的内涵。中央的概括表现为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即“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新内涵,即“发展、创新、创业、科学、人本”。大庆精神的基本内涵和新内涵其实质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试析清末商部改组的原因

商部是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一个新式中央机构.它的诞生是晚清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举措之一.商部的设立标志着在中央管理体制内部专门管理工商经济的机构的专门化,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不久,在中央机构改革中,商部被改组为农工商部,其地位、职责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商部的改组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其根本原因,有经济发展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政治因素角逐的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与实施

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是确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关键。从宣统年间开始,晚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曾试图改革封建财政体制;辛亥之后,北京政府也曾数次着手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但均因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与抵制而未能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建立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举措,但其实施进程却十分艰难。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所辖省份日益增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如何厘定成为财政当…     

发展金融市场与实现战略目标--以天津为例的分析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进入21世纪后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措施有很多,其中发展金融市场是重要的措施之一.本研究报告以天津为例,运用计量经济的方法,对实现目标所需投资进行了预测,对融资的可能性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投融资力度的措施、建议.本研究报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同类问题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物本·人本·以人为本

唯物主义的“本”的问题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传统的物本论坚持了观察和实践的客观性原则 ,具有巨大的价值 ,但同时存有在人自身之外寻求世界本源的缺陷。马克思认识到了人的作用 ,使传统的物本论转化为人本论 ,实现了人向人自身的回归。我国的中央领导班子整合中国传统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 ,继承并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人本论 ,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从中国当下的国情出发 ,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 ,同时包含着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寄予人全面发展理想的高远情怀     

渐进主义——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沿革的主要模式

从纵向研究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沿革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表面上所作的是“收收放放”的工作,但在总体上却遵循着一个渐进主义的模式。虽然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明确提出渐进主义的沿革模式,但是对这一模式运用自如,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农村社会发展思想研究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研究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农村发展思想,探索制约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当前农村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意义重大,本论文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论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及其治理

众所周知,从50年代到70年代,为探索中央和地方权限合理划分的道路,曾几度由中央向地方放权,但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又无一不引发出经济运行的混乱,因而始终未能摆脱“放、乱、收”的困境。为走出单纯行政性放权的误区,发端于1979年的10年改革,实施了行政性放权与经济性放     

转型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困境及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在古代社会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一直没能解决 ,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与朝代的更替。新中国建立以来 ,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 ,加上“由于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民主的政权组织方式 ,及由于有了民主共和而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有本质区别”[1]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 ,但中央与地方利益摩擦仍然不断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题还是没能彻底解决。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我国的中…     

中央企业“走出去”战略分析

我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中央企业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核心力量。当前,我国中央企业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虽在资金、资源和技术三大领域总体上仍处劣势。但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正逐渐削弱甚至转变为劣势;而我中央企业的劣势则在我国经济发展强劲动力的助推下,逐渐转变为日益凸显的优势。我国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扬长避短,采取相应的战略性措施,即采取使企业‘走出去’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导、坚持独立创新的发展之路、坚守体现国家利益的原则的三大战略。     

赫连氏夏政权职官制度考论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在制度建设上颇有建树,体现在官制方面,就是建立了一套"胡汉杂糅"、新旧并用的职官制度。赫连夏的中央官制构成中,既继承和保留了三公制、司隶校尉等两汉旧制的因素,也有对三省制等魏晋新制的吸收和利用,诸如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御史台等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在夏政权的中央官制中都有所反映。赫连夏的中央官制中,还有一套与魏晋武官制度相似度较高的中央武官系统。除中央官制外,赫连夏并不算完善的地方职官系统则呈现新旧杂糅的特征,但无论是称为州牧,还是称为刺史,赫连夏的地方长官均非虚设,而是有其实际管辖权限。     

年鉴要以作者和读者为本

以人为本,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是协调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年鉴要以作者和读者为本,是时代发展对年鉴的要求,也是年鉴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就年鉴如何以作者、读者为本的问题,结合我们的思考与实践,谈些认识,并就教于年鉴界同仁。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群组织特派员制度述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为有效利用有限的人才资源,确保中央对各级组织的有效管理,逐步形成了党群组织特派员制度。这一制度既有助于维护中央权威,使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上下级组织成为一体,形成合力;又有助于发展党群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又便于整顿各级党群组织,防止组织涣散。同时还有助于解决组织内部纠纷,维护组织团结。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如有的特派员包揽工作、中共中央对特派员过分倚重、特派员派遣人数过于均衡、特派员有时对自身定位不清等弊端。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